寶坻與天津接壤，地勢低窪，經常鬧災，寶坻的手工織布業就是由一個叫永善堂的賑災慈善機構倡導發展起來的。民國初年(1912年)寶坻的很多鄉民曾在天津的一所工藝學校學習使用改良織機織布。就在這時，河北與熱河之間開辟了一條新的交通線。寶坻正位於這條交通線上。給寶坻土布銷往熱河提供了運輸上的極大便利。1923年，寶坻的土布生產達到高峰，當時全縣有10649家農產從事手工織布業，共有織機11387台，運銷境外的土布達460萬匹。
寶坻土布業發展和興盛的時間很短。1923年後即開始衰退。衰退的原因既有政治和社會的，也有生產者本身的。後者主要是在土布市場走俏時，不但不注意質量的改進，反而普遍摻雜，減少單位麵積內經、緯紗的數量，導致寶坻土布質量和信譽下降，結果失去了市場。
山東濰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發展起來的著名土布中心。1899年青島的開埠通商，1904年膠濟鐵路的建成通車和1914年一戰的爆發，是促成濰縣手工織布業興起的主要因素。1920年後，濰縣專製鐵輪機工廠的設立，更在直接促進該地手工織布業發展方麵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濰縣有鐵輪機生產廠11家，年產鐵輪機7000台。工廠時常以賒銷方式把織機賣給當地織戶，使濰縣及其周圍地區發展成為華北首屈一指的手工織布業中心。
濰縣在一戰前，隻能生產農家自用的窄幅小布。從1914年開始使用鐵輪機生產改良土布，由於就近得到原料和生產工具的充足供應，發展很快。在高峰期，全縣有15萬人從事土布生產，有鐵輪機10萬台，年產土布1000萬匹。隨著土布業的發展，土布的規格也逐漸提高，織布用紗由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6-20支紗提高到20世紀20年代的32-42支紗。土布品種除原色布外，花布和染色布的比重也不斷增加。產品遠銷全國各地。
南通、海門一帶，是近代南方最著名的手織業中心。通海土布生產曆史悠久，但主要發展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量采用機紗以後。20世紀20年代以前，出產的土布以“尺套”(即1尺寬，2丈長1匹的窄幅白坯布)為大宗，銷售市場主要是關外和蘇北、南京等地。市場不同，土布的規格、質量和販運的布商行幫也有差異。前者稱“關莊布”，後者稱“縣京莊布”。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被日本帝國主義占領，關莊布業就此全部停頓。南通土布生產遭受嚴重打擊。關於南通的土布生產規模，據1933年的調查，全縣有織戶6.3萬餘戶，織機8.3萬台，共生產各種土布300餘萬匹。
東北是關內土布的重要銷售市場。據統計，關內棉織物銷售，東北占26％。每年銷往東北的土布達10萬擔以上。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被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以後又成立偽“滿洲國”，對銷往東北的關內土布征以高額關稅。原來土布一包征稅4元，偽“滿洲國”成立後，土布“人口稅”提高到9元多。在這種情況下，銷往東北的土布大幅度下降。1929年大連港進口土布3.7萬擔，1931年減至1.6萬擔；江浙銷往東北的土布原來每月達1萬包左右，1933年減少到2000包。關內土布生產由此遭受嚴重打擊，各手織業中心，如河北高陽、定縣、玉田、清豐，江蘇南通、常熟等的土布業，明顯衰落。
商陽的土布生產，1929年達到高峰，1931年後急劇下降。1932年的土布和人造絲產量分別比1928年下降了75％和80％。雖然生產者極力增加花色品種，棉布推出中山呢、人字呢、陰陽格、西服格、床單、線毯等品種；人造絲推出春綢、紡綢、亮綢、宮絲緞、雁翎綢、印花綢、雙絲葛、國華綈等新品種，以擴大市場銷路，仍然無法扭轉衰落的總趨勢。
寶坻土布業由於質量下降，1923年後已呈衰退趨勢。“九·一八”事變後，由於喪失東北市場，衰退進一步加劇。寶坻高峰期外銷的460萬匹土布中，400萬匹運往東北和熱河。1933年，偽“滿洲國”對寶坻土布每包征收的進口稅高達銀洋17.55元，寬城又每包加征印花稅4元。在重稅之下，這年寶坻運往東北及熱河的土布減到70餘萬匹。
南通土布業的遭遇和寶坻大致相同。“九·一八”事變前，南通每年銷往東北的“關莊布”達300萬匹，相當於南通土布外銷總量的60％。光緒中葉最高曾達640萬匹(16萬包)。此後由於日貨競爭和稅收等原因，不斷下降，民國初年尚有10萬餘包(400餘萬匹)。到“九一八”事變後，偽“滿洲國”對南通“關莊布”不斷提高進口稅，每包由6元至8元，又至10元，16元。“關莊布”的銷數大減，到1933年僅3.3萬餘包，即130餘萬匹。生產者和販運商，雖然調整生產，增加花色品種，開辟江浙市場，但仍然無法彌補因東北淪陷而造成的市場損失，恢複往日產銷兩旺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