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又稱“刺字”，源於商周時期的五刑(墨、劓、剩、剕、官、大辟)之中的“墨刑”，秦漢時又稱“黥刑”，《說文》雲：“黥，墨刑在麵也。”
墨黥之刑是古代治輕罪者的一種刑法，其方法是在被刑者的麵額上刺字，染上黑色以作標誌。如《周禮·秋官·司刑》鄭玄注雲：“先刻其麵，以墨窒之。”《國語·周語》韋昭也注稱：“以刀刻額，而以墨窒之。”
墨黥之刑在秦代使用普遍，這在出土的秦簡《法律答問》和《史記‘秦始皇本紀》的文字記載中都能得到證實。但到了漢文帝時突然中斷，此事說來還頗具戲劇性。據《漢書·刑法誌》載，公元前167年，西漢齊太倉令淳於意獲罪押長安，其女緹縈舍命上書漢文帝，情願自己沒為官婢以贖免老父當受的肉刑，漢文帝大受感動，不僅下令釋放父女二人，還下詔廢除肉刑。結果雖然肉刑並未全部廢止，但“刻肌膚”的黥刑卻被廢而代之以髡鉗、城旦春刑(即剃發戴鏈：男的晝守城夜築城、女的舂米)。文帝之後，經魏晉、南北朝到隋唐，墨黥之刑基本是時用時棄。晉代曾一度用此刑來懲治奴婢的逃亡；第一次逃亡處之以“加銅青，若墨黥兩眼”；第二次則“黥兩頰上”，第三次就“橫黥目下”。所刻部位是“長一寸五分，廣五分。”
“配”是從“遷”、“徙邊”、“流”演變而來的；“遷”是秦代泛用的一種輕刑。《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始皇八年，長安君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
到東漢，“徙邊”替代了“遷”，公元82年，漢(章)帝下詔：“天下死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戍。”東漢末年，“徙邊”又成了死刑株連重刑中的一種：“丈夫處死，妻子徙邊。”
南北朝時，北魏統治者總結了遷徙之刑施用700多年的經驗，認為此刑既可將危險人物驅逐到邊地，又可屯墾戍邊，補充軍力，於是便將“徙邊”改為“流刑”，列之為新五刑(死、流、徒、鞭、杖)之一。北齊則規定：流刑是僅次於死刑的一個刑種，隻對“論罪該死，情有可原者”處流刑。隋唐兩代仍沿用流刑。
五代時，後晉石敬瑭濫用峻刑酷法，煞費心機地把廢止了幾百年的墨黥之刑又重新搬了出來，並與流刑結合使用，“刺配”刑就如是產生了，並一直襲用至清末。
古代的支解之刑
支解，或作枝解，體解，是古代酷刑之一。支通肢，指分解人的肢體。殺妻求將的戰國時著名兵家吳起的最後結局就是被“枝解”。據《史記》載，吳起相楚嚴明法令，使楚國強盛起來，同時也得罪了楚國的一班貴戚。楚悼王死後，宗室大臣作亂攻擊吳起，他隻得逃到楚王的屍體旁並伏在上麵，但追殺者不顧楚王的屍體有同時被射中的可能，亂箭將吳起殺死，並最終枝解了他。又據《史記》的有關記載，那位鬥膽刺秦王的荊珂，最終也被體解示眾。另外，《晉書·慕容超載記》載，劉裕進攻慕容超，張綱為劉裕提供進攻的器具，“超大怒，懸其母而支解之。”《北史·崔傳》載，東兗州刺史崔棱的妻子馮氏受賄嚴重，遭禦史彈劾，夫妻一起被詔付廷尉，馮氏最終被斬於都市“支解為九段”。上述例子中，張綱之母似乎是被活活支解，其他則都是死後遭支解。看來死後支解是通例。
支解的形式到底是怎樣的，不見記載。《韓詩外傳》載，齊景公的時候，有人得罪了景公，“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麵而問曰：‘古者明王，每支解人，不審從何支解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這個例子說明支解是用刀進行的。後來的淩遲(即剮刑)似乎就是由此演變而來。但古人有時又將車裂也稱為支解，《淮南子·繆稱訓》就說：“吳起刻削而車裂。”《墨子·親士》、《呂氏春秋·執一》等也有類似的說法。《史記》中沒有說吳起怎樣被支解，也可能是被車裂的。又據《史記·商君列傳》，秦孝公死後，商鞅被秦兵殺死，最後又被秦惠王車裂示眾。而《淮南子·繆稱訓》則說：“古商鞅立法而支解。”不過嚴格說來，車裂與支解應是兩種形式有所不同的酷刑。除上麵提到晏子的例子外，張綱之母被懸而支解，崔之妻馮氏被“支解為九段”，顯然都不是采用車裂。《韓非子·和氏篇》說，“二子(商鞅、吳起)之言也當矣，然而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區分得很清楚，與《史記》的說法也完全一致。又據《遼史·刑法誌》，遼代“重法”中有“五車糍(即車裂)”和“支解”，也明確分為兩種不同的刑罰，可見二者是有區別的。
古代的替親代刑
標榜以孝治天下的古代帝王，為了籠絡人心，鼓勵孝道，往往因子孫的哀懇特許減免人犯的刑罰；有時還允許子孫代替父祖受刑。曆代有不少這類事例。“緹縈救父”被舊法學家譽為廢止肉刑的大事件，就是一例。《後漢書·明帝紀》載，漢明帝時發敕令規定：“徙邊者，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您聽之。”這是鼓勵子孫代替父祖受刑。明太祖因山陽某人請求代替父親受杖，批示說：“今此人身代父母出於至情，騰為孝子屈法以激勵天下，其釋之。”這是因子孫乞求代父祖受刑而未叫子孫受刑的例子。明憲宗時規定，“凡民八十以上及篤疾有犯應永戍者，以子孫發遣，應充軍以下者免之”，這樣一來，替親受刑成了子孫的法定義務，代刑變成了執行刑罰的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