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晉朝，也有幾個地方官效法鍾離意的，如曹擄、範廣、謝方明等，其中以謝方明較富戲劇性。據《宋書·謝方明傳》載：謝方明是東晉名將謝玄之孫、南朝詩人謝靈運的族叔。他於東晉末年投靠劉裕(後來的宋武帝)，積功升為南郡相。某年年終，他下令將江陵縣獄中的囚犯全部釋放回家，約期明春正月三日自來歸案。由於其中有20多名是重案犯，所以他的助手們都不放心，認為“當今民情偽薄，不可以古義相許”，力勸他收回成命。但他不聽，堅持放了。於是，“囚及父兄皆驚喜涕泣，以為就死無恨”。不料到了正月三日，卻有兩名重案犯不歸。僚屬們催請追捕，他仍不理，堅持說囚犯終將歸案。果然，有一名重案犯因喝醉了酒，一時未歸，過兩天還是歸案了。另一名過了十天，仍“逡巡圩裏，不能自歸”，於是“鄉人責讓之，卒將送歸”，最終沒一個逃亡的。
然而在縱囚方麵走得更遠而又影響最為深廣的，還得推著名皇帝唐太宗。據《資治通鑒》載，貞觀六年十二月，“帝親錄係因，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於來秋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到期來詣京師”。至明年九月，“去歲所縱天下囚凡290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這件事，在當時及後代都發生過很大的震動。這不僅由於唐太宗是最高統治者，他的縱因行動帶有全國性；更由於他將“來歸”的死囚不分案情輕重與性質，一概赦免，這就涉及到“情”與“法”的關係問題。關於這件事自然見仁見智。無疑，作為頭腦清醒的政治家，唐太宗在即位之初，是真心實意想做個老百姓喜歡的仁德之君的。他深信“久安驕佚之民難教，經亂愁苦之民易化”(魏徵語)，有意反“用刑務嚴”之道而行之，廢除了不少酷法苛律，頻詔要輕)嚕慎殺，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他這次大規模的縱因，很可能是對“以德化民”理論的大膽實踐，但也受到了無情的挑戰。400年後，北宋文學家歐陽修就在他寫的《縱囚論》中激烈指責唐太宗之所為純然是“逆情千譽”
，不足為常法，盡管歐陽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從維護法律嚴肅性的角度看，還是不無道理的。
古代的遺囑
遺囑在我國曆史上又稱遺命、遺令或遺言，是死者在生前預留給後人的囑咐，其內容往往涉及財產的繼承問題。
我國曆史上家產繼承的一個突出特點是諸子的平均繼承，《唐律》就明文規定：“諸應分田宅及財物，兄弟均分。”在這種情況下，家產繼承一般是以自然繼承為主，遺囑繼承為輔。
在因種種緣故諸子不能平均繼承等情況下，家長就往往要“預立遺囑，決定繼承者及份額。
在我國古代的僧、尼中，遺囑繼承十分流行。敦煌文書中就有多例僧、尼的遺囑文書。這恐怕是由於他們一般沒有子女的緣故。
我國古代遺囑的方式有書麵與口頭兩種，無論哪一種都要有證人在場。《風俗通》載，漢時沛郡一富家公是“呼族人為遺令”。《敦煌掇瑣》所輯尼靈惠的遺囑文上，署錄的證人有10人之多。《唐律》也規定“遺囑處分，證驗分明者”方可生效。
與西歐中世紀的遺囑相比，我國古代的遺囑有兩個特點：其一，家長在遺囑中可以全權處理所有家產，而在日耳曼法及中世紀寺院法中，家長隻能處理自己應有的那份家產。其二，封建國家對遺囑的內容也進行幹預。如北宋規定遺囑繼承的範圍隻能是“內外緦麻親以上者”
。對於無直接繼承人情況下的遺囑繼承，隻允許給予繼承人：300貫文以內的財產，超過者要按比例充官。在中世紀的歐洲，隻要遺囑設立的程序合法，國家對其內容一艤是不加幹預的。從我國古代遺囑的內容及其特點，可以窺得我國古代社會父權家長製統治的根深蒂固。
古代的複仇
複仇，是原始社會的習慣。甲氏族的人為乙氏族的人所傷害，甲氏族的人便去找乙氏族的人報複。複仇，經曆了幾個發展階段：開始是整個氏族間複仇，後來是血親、近親複仇，別人不參與；再後來發展為同態複仇，即“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不許擴大報複範圍。
崇尚孝道、倫常的中國古代社會，複仇觀念尤被重視，儒家的傳統思想一直煽動、助長複仇觀念。《禮記·曲禮》說：“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國。”主張父仇、兄弟仇、朋友仇都應當報複，可見儒家提倡複仇的範圍是很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