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反複無休止的複仇影響社會安定，於是國家規定了複仇程序，設置了執掌複仇事務的官員。《周禮》規定要複仇必先到朝士那裏登記，不許不經官府私自複仇。雖然規定了複仇的法律程序，設置了調解複仇事務的官員，仍然製止不住此起彼伏的複仇混亂現象。春秋前後複仇之風很盛，當時社會上常有專打不平為人報仇的俠客、刺客。到了魏、晉、南北朝，封建統治者深感複仇的混亂現象不利於自己的統治，便開始禁止私人複仇。其禁令非常嚴，私自複仇的不但要殺掉全家、全族，連相幫的鄰居也要殺掉。其實，禁令歸禁令，在複仇觀念深入骨髓的社會裏，人們寧肯冒殺身之禍、滅族之災，“不共戴天”之仇仍然照樣報複。標榜以孝治天下的封建統治者常常自相矛盾，一麵嚴禁私人複仇，一麵又對子報父仇的大加讚譽。趙蛾為父複仇的故事就發生在嚴禁私自複仇的三國時代。趙蛾的事跡竟被納入《列女傳》，並被讚頌說：“海內聞之莫不改容讚善，高大其義。”對複仇的看法，在漫長的封建社會曆史中，一直處於矛盾狀態，在法律禁止的同時，社會輿論又加讚譽。曆代統治者對此都態度曖昧，遮遮掩掩。元代還算態度明朗，它規定：父為仇人所殺。子報父仇殺死仇人，不負抵罪責任。清律進一步明朗化，分別不同情況作了具體規定，總的原則是，私自複仇雖然有罪，但處罰較輕。
監獄的由來
中國的監獄產生於何時？是誰發明的？唐朝解釋法律的重要著作《唐律疏議》載：“皋陶造獄”。皋陶是4000多年前的傳說中的人物，舜帝時期，曾被任命為刑法官。關於他掌管刑法，發明建造監獄的傳說，古籍記載很多，曆來視他為監獄的首創者。我國古代監獄中都掛有皋陶的畫像，不僅獄吏獄卒，甚至連犯人也像拜神一樣拜他。
“監獄”一開始並不叫監獄。夏朝時叫“宮”，商朝叫“圉”，周朝叫“圜土”，秦朝叫“圖圄”，直到漢朝才開始叫“獄”。秦時，不僅京城有獄，地方也開始設獄。漢時，監獄更是名目繁多。南北朝時期的北朝，又開始掘地為獄，發明了“地牢”。唐朝時，州縣都有了監獄。宋朝各州都設置了類似周朝的圜土的獄，犯人白天勞役，晚上監禁。明朝京、州、府、縣都有監獄，稱獄為監也自明律始。《明律·捕亡門》：“獄囚脫監及反獄在逃。”箋釋，“從門出者謂之脫監，逾垣出者謂之越獄。”清朝沿襲下來。監獄的職能，據《唐律疏議》記載：“獄者確也，以實因情”，“以圜土聚教罷民”，“任之以事，而改教之”。即對犯罪的事實要進行核實，對犯人要教與改。但實質上，封建時代的監獄隻能是階級壓迫的工具。
古代地方治安機構
在沒有近代警察之前，我國都城中就有了類似地方治安機構，那時稱兵馬司。
兵馬司，按史料所記始於元九年(1272)，那時元大都設南北城兵馬司2個。到了明清，北京城內列分中、東、西、南、北五城，設五城兵馬司衙門5個。在今天，北京仍有3個叫兵馬司的地名，即來源於此。元代兵馬司有巡兵千人，主要“掌京城盜賊奸偽拘捕之事”。明代兵馬司職權和職責進一步擴大，成為完整的地方治安機構。
到了清代，兵馬司職權又進一步增加，按清《光緒會典事例》記述，說兵馬司的“指揮、副指揮、吏目專司京師汙緝逃盜、稽察奸宄等事”。同時為了防止進京的地方官“鑽營屬托”
、“交通賄賂”，兵馬司還有權“時加汙緝”。
雖然兵馬司偶爾也搞一些“掌賑恤之政令”，設立乞丐棲流所、施粥廠等等。其實，隻是肥了自己，苦了小民。
光緒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設立巡警部，兵馬司遂被撤銷。
十族株連
在中國封建社會裏，是很講究宗族關係的。一人升官，九族皆榮；一人犯罪，九族株連的曆史事件，比比皆是。
明朝的第三代皇帝朱棣，還搞了一個“十族皆除”的特例。原來燕王朱棣打進南京趕走侄兒明惠帝允以後，打算向全國發布一個“即位詔”。他想借重被囚禁的大學博士方孝孺寫個冠冕堂皇的詔令。朱棣多次派人說合，都遭拒絕。最後他親自開口道：“先生一代儒宗，幸勿再辭。”他一邊說，一邊命左右把紙筆送了上去。方孝孺一見，又哭又罵道：“要殺便殺，詔不可草！”燕王見方孝孺如此強硬，禁不住抽了一口冷氣道：“你何能遽死？就是你不怕死，難道就不顧及九族嗎？”方孝孺抗聲道：“滅我十族，我也不怕。”還從地上抓起筆，大書“燕賊篡位”。燕王受此侮辱，大發雷霆，命左右把方孝孺的嘴撕開，直拉到耳邊，方孝孺直痛得暈倒過去：接著就治他一個九族坐罪。還因為方孝孺說了句“滅我十族也不怕”
的話，便把他的朋友和學生也抓來拚成“十族株連”。在這一冤案中喪生的竟達870多人，真可謂駭人聽聞了。
十惡不赦
“十惡不赦”，現在用來比喻罪大惡極、不可寬恕的人。“十惡”，原指十條大罪，始見於1300年前的北齊法律。隋、唐把這十條大罪的內容略事增刪，正式定名“十惡”，寫在法典的最前麵，以示嚴重。以後經曆宋、元、明、清各代，都規定犯了“十惡”罪不能赦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