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除了立春至秋分期間，斷屠月和禁殺日亦不得執行死刑。所謂斷屠月，就是中國佛教規定不準殺生的五月、九月和正月；禁殺日即每月的一、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此外，《疏議》還規定在大祭祀、朔望、二十四節氣、雨未晴、夜未明等日子，都停止死刑的執行。
秋冬行刑雖為曆代通例，但也有個別朝代，如秦代，四季均可行刑。即使是各朝具體期限也不一致，也有少數統治者破壞這一通例的情況。
刑訊逼供
原始的審判方式，是“神明裁判”。至周代，口供漸被重視，所謂“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口供代替審判，刑訊即應運而生。我國刑訊可能起源於周代。《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獄訟。”所謂肆掠，指的就是刑訊。至秦，刑訊逐漸規範化、製度化。
《秦律》對刑訊有規定，並認為是一種下策，如果當事人數次更改供詞，無從辯解，就可以根據法律實施刑訊，並以“愛書”記錄刑訊理由(“爰書：以某數更言，毋解辭，笞訊某”)。漢承秦製。《漢書·杜周傳》：“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西漢路溫舒曾感慨地說：“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南梁創測罰之製。所謂測罰，為即犯人若不招供，“斷食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女及老小，一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而止”，逼之招供。南陳則采用立測，“立測者，以土為垛，高一尺，上圓，劣容囚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著兩械及扭，上垛。一上測七刻，日再上。七日一行鞭，凡經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北魏的刑訊則更加野蠻和殘忍，“法官及州郡縣不能以情折獄。乃為大枷，大幾圍；複以縋石懸於囚頸，傷內至骨；更使壯卒迭搏之。囚率不堪，因以誣服。吏持之以為能。”總之，兩晉、南北朝時代的刑訊製度，呈惡性發展趨勢。唐律規定“拷囚不得三度”，不得過“杖外以他法拷掠”(即法外施刑)，對酷吏濫施刑訊有一定的抑製作用。不過仍然存在殘忍的刑訊。武則天時期酷吏來俊臣之流，所施刑訊慘不忍睹，如用醋灌鼻子或盛於甕中用火炙之(成語“請君入甕”即由此而來)，還有“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脅簽爪，懸發熏耳，臥鄰穢溺，曾不聊生，號為‘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僅大枷施刑就有十號，所謂“定白脈、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魂膽、實同反、反是實、死豬愁、求即死、求破家”諸名目。在用枷方法上，又有“鳳凰曬翅”、“驢駒拔橛”、“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等等。宋初對刑訊有過嚴格限製的嚐試，仍然製止不了司法官吏濫施酷刑。《宋史·刑法誌》描述宋理宗時期的刑訊情況：“或斷薪為杖，掊擊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並施，夾兩脰，名曰‘夾幫’；或纏繩於首加以木楔，名曰‘腦箍’；或反縛跪地，短豎堅木，交辮雙股，令獄卒跳躍於上，謂之‘超棍’”。元朝統治者，對刑訊製度亦作了若幹限製，規定非強盜不加酷刑，囚徒重事須加拷訊者，由長貳僚佐會議立案，然後施行。但也是一紙空文，執法官吏舍法而隨意溢施酷刑，殺戮無辜者比比皆是。明初在法律上也有禁止非法刑訊的規定，實際到處是嚴刑拷訊。其方法計有：“挺棍、夾棍、腦箍、烙鐵及一封信、鼠彈箏、攔馬棍、燕兒飛，或灌鼻、釘指。
”清康熙時禁止使用鐵鐐、短夾棍、大枷等刑具，但對人命罪和盜竊重案，供詞不實者，對男子可使夾棍，對女子可用拶指。清末下詔變法，頒布《大清現行刑律》，原則上廢除了刑訊製度，實際沒有貫徹實施。
為什麼封建社會刑訊逼供盛行，這與其審判製度有關。封建社會審判翩度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口供主人。即所謂“無供不錄案”，“沒有被告人的口供是不能定罪的。《唐律疏議》規定：“拷滿不承，取保放之。”刑訊到一定程度，被告人仍不承認，就得取保釋放。明律、清律都明確規定“必據犯者招草以定其罪”，“斷罪必取輸服供詞”。既然口供是定罪的根據，刑訊逼供當然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