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出家人，媒體人，評論家，江湖名曰“道長”。1970年生於香港，少年長於台灣，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係。1988年開始撰寫藝術、文化及時事評論，並參與各種類型的文化及社會活動，曾為多個文化藝術機構及非政府組織擔任董事、主席或顧問之職，現為鳳凰衛視讀書節目“開卷八分鍾”主持人，清談節目“鏘鏘三人行”主要嘉賓；為中國內地、香港地區及馬來西亞多家報紙雜誌撰寫專欄。已在香港出版《弱水三千》、《味覺現象學》、《讀者》等書，在內地出版《常識》、《噪音太多》、《我執》、《讀者》等書。
我們今天的中國，如果用一個關鍵詞概括，就是：“熱”。不隻是世界上有中國熱，而且社會上這幾年一直有“熱”的氣氛。
這個“熱”會發生在我們日常的字眼中，比方說“熱議”什麼、某個現象很“熱”……這種“熱”蔓延到了我們思考問題的模式上，我們在談很多事情的時候也是很“火熱”的，我們在頭腦發“熱”地談一些東西，但事實上我們更需要冷卻一些，淡定一點。
冷卻下來去看到底我們麵對的這個世界是個怎樣的世界，我們要慢一點、不要太快、不要太熱、要降溫、要減速。我們需要對我們遭遇的各種言論、各種話題、各種現象保持一定距離，緩慢下來去看，不要急於做任何的反應和判斷。
例如，什麼叫粉絲，什麼叫偶像，我們不要急著去判斷是好是壞，不要急著去說什麼是正麵影響、什麼是負麵影響。在搞清楚什麼叫“正麵”、“負麵”之前，不妨先研究它是什麼東西、它影響了什麼；然後，你才能說什麼是“正麵”的、“負麵”的，而且你還要思考，你所謂“正麵”是什麼意思，“負麵”又是什麼意思；最後，才能加以判斷。
所以，我希望我們大家都能更淡定一點去看這個世界，去經曆今天這個社會。
——梁文道
梁文道的淡定
2010年，台灣作家張嬙博士在內地出版了一本名叫《粉絲力量大》的書。書中有一段引自李宇春粉絲的“一天之記錄”的話：
早上伴隨著Happy Wake Up的鬧鍾鈴聲起床，先打開小蔥（李宇春）代言的夏新手機，看看每天都更換的小蔥的待機圖，然後用小蔥代言的佳潔士刷牙，到了單位先衝桌子上的小蔥說聲“早上好”，然後用上麵印著小蔥的杯子喝水，工作用的電腦則是小蔥做代言人的神舟，晚上睡覺前，對著小蔥的海報說一聲“晚安”，進入夢鄉繼續與小蔥會麵。
要不是在《粉絲力量大》中讀到這段話，我真不敢相信世界上有人竟是這樣生活的——而且很可能日日皆是如此！作為文化學意義上的“粉絲”的概念，寫這段文字的人，是典型的最低層次的粉絲——隻知崇拜和消費的那種。
今時今日，沒有任何人能夠逃脫“粉絲”二字的“魔爪”。
即便你不是任何人的粉絲，身邊也勢必會充斥著各種與“粉絲”或“崇拜”相關的人和物。譬如近年被瘋狂追捧、恨不得將其奉入神龕的iPhone手機：“輕度粉絲”欣賞它卓越的性能，“重度粉絲”則簡直把喬布斯視為“教主”——一聲令下，二話不說，三教九流，四海之內皆兄弟。
粉絲力量大。粉絲究竟有怎樣的力量呢？用張嬙的話說：“粉絲經濟，催生多元創意社會，改變今日媒介環境景觀；粉絲當道，引領消費潮流，主導創意社會。”
不過，作為“意見領袖”的梁文道，對“粉絲”卻有不同的看法。
早在2003年，我看鳳凰衛視的“鏘鏘三人行”節目，這個留寸頭其貌不揚卻談吐出眾的年輕男人，就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開始的時候，我出於好奇到網上去搜“梁文道”，發現還沒有多少關於他的新聞或討論；而如今，在“百度”上輸入“梁文道”三個字，立刻就會跳出兩百多萬條相關信息。現在的“道長”（粉絲對梁文道的昵稱），走到哪裏都是人山人海、前呼後擁、粉絲成群，和他未出名之前的狀態，還真是天壤之別。
到2008年的時候，我的周遭漸漸有人開始知道“梁文道”這個名字起來。不過一般人所了解的道長的身份，和我不太一樣。由於內地大部分地方看不到鳳凰衛視，所以他們不知道道長是鳳凰衛視的主持人；很多人都是在《南方周末》上讀他的專欄文章，覺得這個男人的見解很是獨到。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道長用文字，在內地培養了許多粉絲。而這個粉絲群的數量，大到令我吃驚，大到令媒體吃驚，大到令出版社吃驚，或許甚至，也大到令道長本人吃驚！
2009年1月，道長在內地出版第一本書： 《常識》。《常識》自1月推出，3月就賣出了十萬冊，到6月，卓越網上竟然賣到斷貨。我沒有確切的數據，但聽說道長於稍後推出的《我執》一書，賣得比《常識》還要好得多。在這圖書業的“寒冬期”裏，這不得不算是一個奇跡了。以至於有香港媒體把這一現象命名為“梁文道現象”，我則將2009年稱為“梁文道年”。
接下來的一年裏，道長參與的各種活動也是多如牛毛，不斷現身各種場合“談書論道”。關於活動現場的盛況，馬家輝曾在專欄中這樣寫道：“梁文道前兩個月在季風舉辦過一場簽書會，出席群眾太多了，從地麵排隊擠站到三樓，不僅占住了書店的賣書空間，更把書店地板壓壞了，熱烈情緒跟阿Rain到北京開演唱會不遑多讓，粉絲秩序接近失控，把書店負責人嚇怕了，擔心在此流感恐慌期再聚集人潮，分分鍾出事，乃亮紅燈，容後再議。”馬哥說的是2009年3月份在上海季風書園的簽售會，那次活動我也在現場，真實情況雖不如他寫的那麼誇張——“把書店地板壓壞了”——但人頭攢動，確是蔚為壯觀的，我的鞋都差點擠掉了，也差點和推撞我的人起衝突。
同年6月下旬，道長應邀來到杭州，在楓林晚書店做了一場演講——就是那場被訛傳為“韓寒是下一個魯迅”的著名演講。演講當天，雖是晚上，但氣溫也有40攝氏度。在書店百餘平米的演講廳裏，兩百多號聽眾濟濟一堂，各種運動和呼吸，使氣溫起碼又升了四五度。由於條件簡陋，沒有空調，聽眾們隻能邊“蒸桑拿”，邊聽演講。在這樣的“艱苦條件”下，粉絲們還是堅持把將近兩個小時的演講聽完了。
再見到道長是半年後，廈門。那天他一下飛機，就匆匆趕到廈門“外圖書城”簽售。原定一小時的簽售活動，又延長了足足一個小時，眼看排隊者摩肩接踵、絡繹不絕，最後在道長的強烈要求下，主辦方才不得不強製停止，不準再加入排隊。
2010年“世界讀書日”，道長又一次來到杭州。這次來是應了當地一家媒體的邀約，到下沙大學城做演講，又遇到相同的“麻煩”——粉絲太多，簽名又排長龍。由於是在大學做演講，學生們的情緒又格外高漲，不簽到名就不肯離開。
孔老夫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道長就是那種能把“文”和“質”拿捏得特別好的人，所以才能擁有那麼多的粉絲。細想一下現在的世界，要麼長相出眾，要麼言論出格，要麼舉止出位，否則，真的是很難成為“偶像”的。但是，道長僅憑他的理性、禮貌，憑堅持不懈普及“常識”，就能得到這麼多的擁躉，實在不得不說是個“奇跡”。
我約他做訪問，他二話不說立刻答應，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給我。但是，在我和他對話“粉絲”這個話題的過程中，令我詫異的是，他竟然說出“如果可以選，我寧願沒有粉絲”這樣的話！我知他一定沒有對粉絲的惡意，所以向他請教原因。不出意料，他的回答果然很“佛教”。
道長講話的風格，是不太喜歡跟人分享他的個人經曆，喜歡就事論事，用各種比喻來把問題講清楚。他講話，還有一種古希臘的範兒，喜歡不斷地“設問”。
最典型的“道長式”語言是這樣的——“今天的中國存在一個問題。什麼問題呢？就是……”“這幾年我發現一個現象，什麼現象呢？就是……”“他的說法我始終覺得有些蹊蹺。什麼蹊蹺呢？就是……”你別小看這種講話方式，裏麵可有大學問。
這種“設問”的講話方式，是古希臘沿革下來的一種“優良傳統”，在講者提問和自我作答之間的空當，能夠暗示並帶領聽者一起去思考這個問題。聽這種講話方式的人說話久了，你自然而然也就變得愛思考、會思考起來。
道長是佛教徒，是香港“文化教父”，是“文化百足”，是“香港中文大學有史以來讀書最多的學生”。借用竇文濤在“鏘鏘三人行”的話來說： 他自己是“淺薄”，許子東是“刻薄”，而梁文道，則是“淵博”。
■ 從來沒做過任何人的“粉絲” ■
許： 你有沒有做過別人的粉絲？
梁： 從來沒有。
許： 可是我經常見你在節目裏邊會說到你對一些先賢、大師的崇拜。
梁： 這不叫粉絲呀。關於粉絲的定義，最寬鬆的一種講法是你喜歡某人，願意讀他的東西，你知道他的消息，我想每個人多少都經曆過。但如果我們講很“鐵杆”的那種粉絲，要搜查他的各種言行，我並沒有。
比如，我年輕的時候很崇拜天主教的聖方濟，可問題是，我並沒有到處去搜他的各種資料，我隻要知道他說過什麼話，看了一些簡介，覺得挺佩服他的，想學習他，僅此而已。再比如，我年輕的時候喜歡胡適，我對胡適的那種喜愛也沒有發展到任何胡適的傳記出版我都要買一本，沒有達到這種程度。從這個角度來講，我應該沒有做過任何人的粉絲。
許： 但是你在《噪音太多》裏邊說你看到過一本約翰·凱奇的簽名本，但你當時沒有買，後來追悔莫及。那一刻的心情，也不算是粉絲嗎？
梁： 那不一樣，我當時的心情是因為那本書珍貴。比如說，現在有很多藏書的人，我也是收藏書的人。你做收藏者的時候，你看到一本書，哪怕你沒讀過那位作家的書，但你知道他是著名的作家，就會想買。舉個例子，假設今天有一個人不太懂英文，但被他發現一本書上有莎士比亞的簽名，很便宜，他可以買的時候卻沒有買，那後來他也會後悔吧？這不叫對那本書的崇拜，或者說，隻是一時半會兒的崇拜。
許： 那麼，粉絲是一個褒義詞，還是貶義詞？
梁： 這是客觀的形容，我不覺得有什麼褒貶。除非你是狂熱的粉絲，才是貶義的。比如說，癡迷追求劉德華的楊麗娟，一般人是不會這樣極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