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嚐本原若眾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兼愛下》）
天誌、明鬼和非命
天誌就是上天的意誌，明鬼就是確信鬼神的存在。為了傳播自己的學說，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墨子借用上天和鬼神的說法來教化民眾要兼相愛，交相利，非攻止戰，實現天下大同。他告誡人們，神經常監察世人的言行，特別是君主的言行。凡不遵行神意的人就會受到神的降災懲罰，而那些遵行神意的人，就會得到神靈的庇佑。並且認為國家和君主就是按照神的意誌而設立的。
非命就是反對命運之說的意思，也就是不相信命運。墨子認為，人們必須打破命運之說，強調事在人為，施仁義，行忠孝，兼相愛，交相利，這樣生活才會提高，社會才會穩定，天下才能大治。若信奉命運之說，無所作為，聽任各種邪行盛行，坐看各種惡行滋長，隻會使人民受害，社會禍亂，乾坤顛覆。墨子在此也提出了用憲法法規和賞罰製度來規範人們行為的主張。這一主張，跟以後的法家有著某種血緣關係。
3.墨家思想對後世的影響
墨子以大義引導“任俠”精神，從而對中國幾千年的任俠文化起了主導作用。其注重實踐的認識觀，直接啟迪了後來的如荀子等人唯物主義的誕生。
“貴義”的思想對孟子有著直接的影響。孟子說：生，我所欲也；義，我所欲也，兩者不可得兼，舍生取義也。
“等貴賤”這一思想，在孟子接受以後，便提出“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接受墨子減輕百姓負擔發展生產的影響，提出“輕徭薄賦”的主張。曆代明君往往都采納了這一觀點。
墨家的統治思想對後世的民間宗教影響巨大。後世的民間宗教都主張超越出血緣關係代之以擴大的宗教家庭，否定尊卑有等的人倫秩序、宣揚眾生平等。
（第五節）法家
西周封建社會的運轉，所依靠的是兩項權力原則：禮和刑。禮包括儀文、禮節、舉止行為的規定以及社會習俗所構成的不成文法；它的應用範圍隻限貴族，稱為“君子”；刑即懲罰，它的應用範圍是普通百姓，即“庶人”，或稱“小人”（瑣小的人）。《禮記》稱：“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說明了這兩項原則的不同應用範圍。（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
然而，春秋末年，諸侯爭霸，禮崩樂壞。既然，禮不能維係社會的正常運轉，便寄希望於“刑”，而刑的實施必須有強有力的國家機器。再加上，當時大國用侵略、兼並的手法，擴大統治的領土。各國為準備戰爭或防禦入侵，都需要強化國家的統治，就是說，需要中央集權。
法家，就應運而生了。他們為君王公侯出謀劃策，怎樣統治廣大的封地、怎樣把權力集中到統治者的手裏；他們給統治者提供一套組織領導的理論和方法，幫助他們管理屬下，組織民眾。
（一）韓非子——法家集大成者
韓非，姓韓名非，戰國末年的韓國人，出身貴族，為韓國的公子，生年與血親已不可考，卒於公元前233年。韓非與李斯為同學，同師事於荀子。
韓非見當時韓國勢弱，曾數諫韓王，但韓王不聽。韓非痛恨治國不修明法治，不實行富國強兵，而重用那些沒有實際經驗好發空論的人。於是他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成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書成後傳至秦國，得到了秦始皇的大加稱讚。
秦國攻韓，韓王本來不用韓非，待秦進攻甚急，韓王於是委派韓非出使秦國。秦王見到了韓非很為喜悅，但亦未信用。李斯認為，韓非為韓國的公子，終為韓而不為秦，因此向秦王建議，既然不用韓非，不如誅之，以免後患。秦王以為然，下令治非。李斯則暗中差人送韓非毒藥，使自殺。韓非懷才而不遇，終為自己的同學所殺。
法家反對保守的複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曆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製度都要隨曆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複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集法家大乘，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