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要適應這一曆史變革，韓非認為首要的是製定法律。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件的所有權。“興功懼暴”，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並戰爭的勝利。韓非並不寄希望法律能使人向善，使用法律隻是厲行禁止。“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聖人治國，不是要人人都為善，而是使大眾不做惡。君王統治國家，靠的就是法律和威嚴。
這樣，韓非便將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的法、勢、術，緊密結合了起來。法是指健全法製；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禦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就是要“循名而責實”。君主治理國家，就是將法律中規定的各項職責交給臣下，然後監察他們是否恪盡職守，做到賞罰分明。
（二）李斯——法家厲行實踐者
李斯（？—公元前208），楚國上蔡（今河南省上蔡縣西南方）人，秦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和書法家。在諸子百家中，李斯和韓非師從荀子習帝王之術，成為法家學說的代表人物。李斯，初為上蔡郡小吏，後入秦輔助秦始皇，完成了統一六國的大業，官拜丞相，被世人尊稱為“千古一相”。
公元前247年，李斯來到秦國，先在秦相呂不韋手下做門客，取得呂的信任後，當上了秦王政（嬴政，即秦始皇）的近侍。李斯利用經常接近秦王的機會，給秦王上了《論統一書》，勸說秦王抓緊“萬世之一時”的良機，“滅諸侯成帝業”，實現“天下一統”。秦王政欣然接受了李斯的建議，先任命他為長史，後又拜為客卿。公元前237年，秦王下令驅逐六國客卿，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李斯在被逐離秦途中，寫了《諫逐客書》，勸秦王收回成命。秦王看了深受感動，立即取消了逐客令，並恢複了李斯的官職。李斯重新受到秦王政的重用後，他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遠見，順應曆史發展的趨勢，佐助秦王政製定了吞並六國，實現統一的策略和部署，並努力組織實施。先後滅了六國，於公元前221年建立了我國曆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製的封建國家，第一次完成了統一大業。秦朝建立以後，李斯升任丞相。他繼續輔佐秦始皇，在鞏固秦朝政權，維護國家統一，促進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等方麵屢建奇功。他建議秦始皇廢除了造成諸侯分裂割據、長期混戰的分封製，實行郡縣製。又提出了統一文字的建議，之後又在統一法律、貨幣、度量衡，以“焚書坑儒”（建議銷毀民間所藏《詩》等百家之學，坑殺儒生）來統一思想等方麵付出了巨大努力。這些措施，都是以法家的加強中央集權和君主專製為指導的。
秦始皇死後，李斯聽從趙高陰謀，矯詔殺太子扶蘇，立胡亥。秦二世繼位後，趙高專權，汙蔑李斯謀反，李斯被腰斬於鹹陽，夷滅三族。
（三）法家思想對後世的影響
以法治國，兼用術勢，法為根本，術勢為輔，是法家的基本思想。法的平等性、明確性、威嚇性、現實性這四個特征，決定了法是治國的重要工具，而術、勢是法得以實現的保障。法家思想對春秋戰國及後世的封建主義法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特別是在紛爭不斷的戰國時期，起到了整治社會秩序、富國強兵的積極作用。對中國兩千多年的君國統治來說，法家學說確有其不可磨滅的意義存在。每當國家危疑弱亂之時，總有賴法家學說以求自強，如三國時曹操的好用權略與孔明治蜀的平正廉明，正是法家思想的表現，故王夫之《讀通鑒論》以為魏蜀重申韓之術，宋代王安石與明代張居正，銳意革新，力謀富強，也是參照法家學說而成的。
總之，法家的精神出自列國的紛爭，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稱：“尊君權，重法治，禁私學乃當時現實政治的自然趨勢，法家之學不過將其加以理論化而已。”法家思想盛於齊、三晉及秦，而後有助於秦之富強及完成一統的基業，更是秦施政的主要學術思想的根據，對後世有莫大的影響。
（第六節）名家
名家是以提倡循名責實為學說的流派，提倡“正名實”，正是“正彼此之是非，使名實相符”。戰國期間，局勢動蕩、混亂。很多禮法名存實亡。名家由此崛起，強調事物應該“名乎其實”，藉以令天下一切事情走上正確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