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既然“紅高粱”的整體象征也就是民族精神和民族生命活力的象征，那就需要進一步思索，在這部作品中，作者究竟怎樣把握民族的“靈魂和風度”，它的內在精神是什麼，作者推崇和張揚的人生境界和美學境界又是什麼。我以為，這是能否透過莫言小說惝恍迷離、雲譎波詭的表象提攝其真髓的關鍵所在。毫無疑問，這是一部感時反思作，它的命意是對現實而發的，作品寄托了作者深刻的憂憤和焦灼的思考。《奇死》的尾聲這樣寫道：“我的整個家族的亡靈，對我發出了指示迷津的啟示：可憐的、孱弱的、偏執的、被毒酒迷幻了靈魂的孩子……在百馬山之陽，墨水河之陰，還有一株純種的紅高粱，你要不惜一切努力找到它。你高舉著它去闖蕩你的荊榛叢生、虎狼橫行的世界，它是你的護身符，也是我們家族的光榮的圖騰和我們高密東北鄉傳統精神的象征”，作者還在多處尖刻地嘲諷和批判“機智的上流社會傳染給我的虛情假意”，“安裝在玲瓏精致的像兔頭顱上的眼睛”，“被醬油醃透了的心”和“不屬於我的聲音”，作者甚至這樣激動地說：“他們……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感到種的退化。”可以說，整部作品就是作者追尋“純種紅高粱”的精神跋涉的記錄--一部異常深刻的精神啟示錄。
該怎樣理解所謂“種的退化”和“純種紅高粱”呢？難道作者無視我們社會的巨大進步，難道作者看不到今天民族自我意識的新覺醒，在宣揚曆史悲觀主義或者抱殘守缺於抗戰年月的精神水準？如果這樣推論，就未免失之於對人類精神複雜性的膚淺理解了。我理解，作者所說的“在進步的同時”的“種的退化”，並不是否認半個世紀來社會的突飛猛進，並不是要把人們的意識水平拖回到抗戰時期，更沒有用昨天來否定今天的“複古”情緒，而是作者在看到物質與精神的不平衡現象後，肯定著這樣一種積極的精神：生命，隻能在鬥爭中創造和延續。這是一種超越狹隘時空的哲理性命意。在作者看來，隻有在災難中，在巨大的變革中，在自然和社會的阻力與反抗阻力的搏鬥中，生命的活力才能釋放，民族性格的力與美才能得以展現。安寧、逸樂、機巧、狡獪是作者所厭憎的；剛強、勇猛、冒險、戰鬥是作者所推崇的。我們知道，莫言的其他許多小說都曾廣泛探索農民的命運和靈魂，他曾痛切批判虛偽的“革命”對農民精神的麻醉和戕害，在《枯河》等篇裏他寫出了農民的麻木和昏沉的駭人。但是，這僅僅是一個方麵，莫言作為一個在骨子裏浸透農民的精神和道德的作家，從來就不想到農民之外去尋覓他所向慕的精神風度。《透明的紅蘿卜》裏具有超人意誌力的黑孩，就是莫言對農民韌性的濃縮和結晶化，就是一種“純種紅高粱”精神的外化。在這部係列小說裏，作者更是充分展現“紅高粱”精神，他在高粱般充實的靈魂裏，發掘到了對於今天的男女亟需吸納的精神元陽，因而突現著炎黃子孫無比堅韌、氣吞山河的生命潛能，作為對和平富足環境某種崇高逸樂的空氣裏的精神委頓、綺靡、怠惰、柔弱化現象的批判。作者關於“種”的強化的焦灼感就是由此升起的。
作者何以那麼熱衷於寫“酒”呢？作者何以特別強調“高密東北鄉”是“最能喝酒”的地方呢？作者何以不斷說“我們家的高粱酒壓倒群芳”呢？餘占鼇何以“每日噎得爛醉”？戴鳳蓮何以“在酒甕裏洗淨滿臉的血”，因而“滿臉酒香”、有“酡紅的容顏”，並且喝令年幼的父親“跪下”，“捧一口酒喝”呢？還有，戴鳳蓮何以在三個碗裏倒滿“血酒”，她和餘占鼇全都“一仰脖灌了”，而冷支隊長卻“不勝酒力”，顯出孱種的衰頹呢？這些難道全都沒有寓意，僅僅是真實生活的模寫嗎？我不這樣認為。酒與人類精神生活的深刻聯係，從來就是文學藝術詩意的眼睛。酒的魔力曾經激發過多少鬥土、豪俠、遷客、騷人的心靈，激勵過多少英雄兒女的俠骨柔情！酒與人類的文化心理有著不解之緣，酒神達奧尼索斯便也作為力量、勇氣、激情、衝突的偶像存留在文化的曆史中。莫言的處處寫酒，是偶然？還是用心良苦？是無謂的點綴？還是人物靈魂的一部分？依我看，至今尚未被人點破的是，莫言用這一切環境的情節隱喻著他所推崇和謳歌的精神--我把它稱之為中華民族的酒神精神。這貌似玄奧的揣測，正是作者的深刻而獨特的立意。必須看到，莫言並不是一個理性的、節製的、長於邏輯判斷的作家。不要說這部小說的立意既非向一個虛懸的愛國主義概念的靠攏，也非體現所謂抗日戰爭的本質或者“兵民是勝利之本”一類的觀念思想，就是作者在《狗道》、《高粱殯》中寫了國民黨、八路軍、“土匪”武裝三支力量的糾葛，好像在理智地批判農民意識，其實這些同樣不是小說的立意之本。莫言是一個永遠熱烈地關注著人的精神現象的強弱的詩人，他在“不惜一切努力”尋找“純種的紅高粱”，在尋找精神上的“護身符”和“圖騰”；而我所說的“中華民族的酒神精神”就是他所尋覓的旨歸。在這裏，我覺得有必要引錄一段尼采--曾推崇“酒神精神”，曾激動過魯迅、郭沫若、茅盾等大師的唯心主義哲學家的話：“我至今不知道另外還有什麼方法，能像偉大的戰爭那樣有力的、可靠的給正在衰弱下去的民族灌輸那麼粗獷的攻城略地的精力，那麼深沉的、無情無義的憎恨，那種殺人不眨眼的冷靜，那種周密組織大舉消滅敵人的狂熱，那種對待巨大損失，對待自己的生死、親人的存亡，毫不動心的驕傲氣概，那種震耳欲聾的靈魂激蕩。”--多麼不可思議的巧合！倘若不是標明出處，我們真要懷疑這段話是完全對著紅高粱係列小說而發出的呢！餘占鼇用馬刀劈死求饒的日本兵，難道不是殺人不眨眼的憎恨和冷靜？他在妻子死去，兒子重病，家園焚毀，部下喪失殆盡時表現的不屈不撓的氣概，難道不正是對待巨大損失、對待自己的生死、親人的存亡毫不動心的驕傲氣概？滾動在全篇的，難道不正是一種震耳欲聾的靈魂激蕩？莫言傾全力褒揚的，難道不也正是因偉大戰爭而高漲的民族精神？一部作品是允許有多種理解的。以上這些，都不是我的生硬依附，我相信用心思索的讀者會承認我的這一發現的合理性。事實上，“酒神精神”作為一種人生體驗和美學精神，作為一種與冷靜睿智、凝神觀照的“日神精神”相參照的“酣飲高歌狂舞”的“行動的象征”（朱光潛語），是完全可以溝通人類精神現象的，否則，尼采的《悲劇的誕生》也就不會作為一部有價值的著作流傳至今了。尼采說，自巴赫到貝多芬，自貝多芬到瓦格納，這個力（酒神精神）在盤旋著，好似太陽永遠在人宇宙中運行。我們也可以說，自武鬆到朱老忠，自餘占鼇到黑孩，這個力也在我們民族精神的深層盤旋著，運行著。“聖潔就是與罪惡鬥爭的頂點”的思想，在係列小說中表現得再清楚不過；隻要想一想餘占鼇那把不斷殺人的小劍，想一想最粗鄙的“野合”中最富人性的光輝，想一想最殘酷的屠戮中最慷慨的罵聲，想一想最汙穢的蹂躪中最深沉的母愛，想一想人血浸透的黑土上倔強挺起的高粱的血紅的頭顱，我們就會體驗到這種深邃的精神的滲透程度了。也許，一位哲人如下的話能幫助我們更深刻理解作品的基本精神：“戰士歡迎旗鼓相當的敵手，他之歡迎這種敵人，正是因為要打敗他，殺掉他。勇氣的存在，要靠戰勝恐怖，在一個並無恐怖的世界裏，根本就沒有勇氣可言；所謂強勁，就在於排除障礙；甚至惟有通過折磨，才能顯得出愛情，……這就是生活的鐵律，這就是精神世界的命脈。”是的，這也是紅高粱係列小說中張揚的“鐵律”和流貫的“命脈”，小說中全部關於“與罪惡血戰，與魔鬼對壘”的堅忍豪邁的描寫，都在證實這一點。當我們看到作者按捺不住自己的主觀激情，讚頌遍野紅高粱是“本色的英雄”，“暗紅色的高粱頭顱擎在渾濁的黃水裏，頑強地向蒼天呼籲”，並說“這就是我向往著的、永遠向往著的人的極境和美的極境”的時候，我們還能懷疑如上對作品內在精神的理解的準確性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