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福臨與烏雲珠悲劇評價
我讀《少年天子》稍晚。它之引起我的研究興趣，首先不在通常意義上所謂曆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結合如何之好，而在於它所表現出的一種自由：想象的自由，選擇的自由，移情於曆史的自由，把僵硬的史料意象化、心靈化、審美化的自由，一句話，作者主體重構能力的自由。當然，不言而喻，這種自由貫徹著並體現著唯物史觀的精神，既非毫無製約的譫妄之想，也非悖謬曆史規律的憑空臆造。但我要著重指出的，是它提供了小說家在多大幅度上重構自己藝術世界的可能性的一次較成功的實踐。這樣的實踐是沒有盡頭的，現實綿延得多麼長，它就會翻新得多麼久。
把《少年天子》比作一部結構複雜的交響樂，那始而如疾風豪雨終而如水落深潭的主調，就是福臨的奇特的悲劇命運。而福臨與烏雲珠的愛情，則是從屬於福臨的完整悲劇的，它有如清揚淒楚的《廣寒怨》，回蕩在陰沉威嚴的皇城上空，使福臨的社會政治悲劇更加人生化，深刻化了，並將這悲劇提升到精神悲劇的高度。我們無法設想，如果沒有福臨與烏雲珠的奇戀，《少年天子》的政治文化主題將會多麼窄泛，同樣我們也難以設想，沒有福臨政治生活的悲劇，他和烏雲珠的愛情還會像現在這樣激蕩人心。所以，我們隻能在政治生活與愛情生活的交凝中來思考和評價福臨的悲劇。
福臨隻活了二十三歲，他所走過的，是一條從積極治世、追步唐宗明祖到消極遁世、勘破紅塵的路，從雄心勃勃、英明有為到心靈破碎、悲觀厭世的路，從崇尚儒術治天下到退而信奉佛陀超度自身的路。前後懸差如此之大，猶如從高峰跌入深穀，實屬罕見。史稱梁武帝蕭衍三次“舍身”出家，其實“雲空未必空”，不過是莊重地做戲罷了；而福臨倒是真正由色即空，寒徹肺腑，準備撒手而去了。對於作者來說，要令人信服地描繪出福臨大跨度、大起落的命運軌跡，沒有深刻的洞察和高超的藝術手腕，是難以完成的。
因為，難度在於：為什麼正值十七世紀中葉清政權處於上升趨勢之際，福臨作為一個懷抱壯誌，躁切銳進的帝王，會由躊躇滿誌一變而為精神頹唐的絕望者、虛妄者？為什麼這個位居九五之尊，富有四海，在常人看來事事如願以償，意誌絕對“自由”的天子，至死也沒有誰真正動搖他的皇座，他卻會采取出家的決絕舉動，沒入悲涼的精神結局？在別人堅決的、用近乎殘酷的方法的製止下，他才沒有徹底出家，但也有野史說他出家了，不知所終。作者采取了更為可信的前一種說法。但不管怎樣，他與遁入空門的佛徒在精神上已密契無間。在小說前半部，福臨還自豪地宣稱，他要“為後輩子孫踏出一條路來”，沒承想到頭來落得自己無路可走，鬱鬱而終，多麼令人費解。福臨的命運是個曆史之謎，它給藝術家留出了很大的想象空間，作者揭示這個曆史之謎的過程，也就是展現小說的藝術世界的過程，它的筆觸勢必要延伸到經濟、政治、文化的廣闊領域。也許有人會說，導致福臨悲劇的，不就是保守勢力的反對，心愛的寵妃的早逝，愛子的夭亡嗎？這固然也說得通，但決不是深刻的回答。福臨的悲劇不是、也不應該是幾件具體變故的直接結果，它是一個比具體事件遠為深沉、複雜、悠長的，帶有時代思潮性質的、根本性的人生悲劇。它具有心理學和文化學的背景。嚴格地說，政治悲劇、社會悲劇、命運悲劇均不確切，它是具有鮮明特征的時代精神悲劇。《少年天子》的藝術力量主要來自揭示這一悲劇的原因，它的薄弱之處同樣來自揭示悲劇性質的某些不足。
誠然，福臨的親漢傾向，他的尚儒教，習漢俗，施仁政，重文士以及削弱清廷諸王貝勒大臣權力的一套做法的嚴重受挫，是他走向消極出世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僅僅這樣說是不夠的，需要分辨的是，提出“滿漢一家”之類口號的，福臨並非第一人，何以他在滿洲親貴中激起的反感和抵製格外強烈？由於小說從順治八年寫起，易於讓人產生錯覺，以為許多籠絡漢族土民的主張是福臨首創的。其實，多爾袞攬政時期，就搞了一些諸如滿漢文字並用，滿漢通婚，開科取士之類的動作，為拉攏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也已大開仕進之門，大張利祿之網，所謂降附者升級，殉死者立廟，隱逸者征辟錄用等。多爾袞還故作姿態地為崇禎舉行了葬禮。但有趣的是，多爾袞聲嘶力竭的招徠，收效甚微。人們看得清楚，多爾袞的舉措是權術的幌子，他真正賣力推行的，是剃發易服，圈地，逃人法。血洗揚州、嘉定、江陰，就是他親手炮製的傑作。如果說他也在講“滿漢一家”，他是以滿族為本位去消解、征服、摧殘漢文化；祖宗之法，遊牧文化立場，他是決不動搖的。對多爾袞的功過盡可見仁見智，但他對清初社會生產力的破壞，對社會發展以短暫的抑製和延緩作用，則是無可否認的。福臨不同，雖然他也在搞剿撫並用的權謀，對漢族官僚時打時拉，但他不再固守以滿族文化為本位的立場，他要加速封建化的進程，把立足點放到皈依漢文化一邊。他的改製，托的是漢文化之古，最切近的仿效對象則是明朝。在福臨這裏，“滿漢一家”真正具有了民族融合的含義，而且是落後民族融合到文明程度較高的漢族那裏去。我國曆史上有過多次民族大融合，規模和深度最可觀的，還要數清代的融合了，它不隻是政治上的結合，而且是文化意義上的深刻融合，福臨正是這一意義的“融合”的拓荒者。可以想見，這在滿洲貴族眼中無異於背叛，事情已發展到要動搖他們安身立命的基礎了，能不激起強烈的反對麼？在這個問題上，福臨的思想、觀念、情感具有超前性，盡管仍屬缺乏曆史自覺的超前，畢竟比他的滿洲親貴們先行了一大步。為了這一大步，福臨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他陷入高度的精神孤立。作者正是從文化意識的角度，從思想感情的深層來描寫福臨的“叛逆”的。不得不處死陳名夏和處死之後的悔意，對流露故明之思的王崇簡父子的原宥，說出“不思明者未必是忠臣，思明者未必不是忠臣”的驚人之語，以至對後來哭廟案中的狂狷之士金聖歎的極精當的評語，都表明他脫出狹隘種族立場的開闊的胸襟眼光。他讀書極為刻苦，苦到吐血的程度，經史子集莫不曆覽，一筆丹青造詣甚深，他與烏雲珠情意的主要內容，便是讀騷論詩，撫琴長嘯，可見他浸潤漢文化之深入。作者還多次暗示，他對崇禎不隻是悲憫，而且是理解乃至某種意義上的推重，讓人感到，他這個盛世之君與那個末世的倒黴鬼皇帝處境雖異，但在氣質上，感傷的性格上竟有一脈相通。這還不是精神上的叛逆麼？於是，在作者筆下，環顧宮闕，莊太後雖可給他深厚的母愛，但思想、政見上並不與他完全認同，安親王嶽樂算真是他的一個知己了吧！但他一旦說出撤議政，罷六部的計劃，嶽樂也不禁有些瞠目結舌，剩下的就隻有惟一的知音、堅決的支持者董鄂妃了。是的，表麵上他身居極位，政變也被挫敗，在母親的護恃下寶座穩固，但在精神上，他是無邊孤獨和寂寞的。小說有一處寫景：“在這淡紫的暮靄中，大內重重疊疊的宮脊飛簷，都蒙上一層憂鬱的霧，深寂無人的禦階禦道，更令人心頭空落落的。一股難以言說的悵惘，一種想要得到什麼又很難得到的懊喪漸漸湧上心頭。”這正是福臨孤寂、矛盾、苦悶心態的對象化返照。濟度曾氣憤地說，天潢貴胄，八旗健兒，豈能是漢人的文弱相。實際是在譏嘲福臨的“文弱”。福臨精神上的孤立無援還表現在，貌似淩駕一切，絕對自由，其實孤掌難鳴，有苦難言，他脫不出自身觀念矛盾的圍牆，他沒有真正頂用的武器來還擊。他也是遊牧文化的產兒，與之有割不斷的精神血緣，“敬天法祖”也是他必須踐行的準則，於是，思想情感上的超前與祖宗法規的不得不遵循，便造成他無路可走的悲哀，無法解脫的困境。與濟度廷辯一節是寫得很精彩的。他之所以隻有“苦笑”、“語塞”、“吃驚”的份兒，“產生輸理的感覺”，“慘烈的大笑”，靠砸炕桌玉器來發泄失敗的痛苦，正是一個不自覺的超前者自我圍困的反映。這一次打擊給他心理上的傷害其實超過了後來的政變。他何曾絕對自由？一個比他的皇帝寶座更高的觀念正威壓著他呢。別林斯基評論哈姆雷特是“獅子的雄心和嬰兒的意誌”，移贈福臨，不也十分恰當嗎？濟度的政變是失敗了，但濟度所代表的文化觀念仍強大地包圍著福臨和烏雲珠，這兩個無與倫比的尊貴者，服飾是何等華美，心理又是何等孤獨，在布滿曆史風雨的途路上，隻有相濡以沫勉強扶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