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加強生態環境保護。要與環境保持友好關係，亟待做的事情就是保護正在惡化的生態環境，還大自然青山綠水、麗日藍天。當前，我國生態環境總體惡化的趨勢尚未根本扭轉，汙染物排放總量大大超過環境容量，生態係統功能退化，環境形勢不容樂觀。需要我們認真落實環境保護基本國策，堅持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方針，從源頭防治汙染和生態破壞，切實改變先汙染後治理、邊治理邊汙染的狀況，努力降低主要汙染物排放總量，盡快改善重點流域、區域和城市環境質量，基本遏製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
第四，積極倡導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消費方式。大力倡導適度消費、公平消費和綠色消費。通過新型的消費方式選擇帶動環境友好型產品和服務的提供。同時，通過生產技術與工藝的改進，不斷降低產品的生產成本與能耗，形成綠色消費與綠色生產之間的良性互動。專家認為，落實環境友好的消費方式的主體是企業、消費者和政府，而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最為關鍵。政府部門應該在以下四個領域大力推進適度消費、公平消費和綠色消費:市場價格不敏感、資源利用效率較低的非贏利部門;因我國市場機製不健全而存在大量製度性浪費的領域;“炫耀性浪費”和“形象性過度消費”領域;涉及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資源領域。抓住了這四個資源與產品消耗的“大戶”，就能保證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順利發展。
第五，大力發展和應用環境友好型科學技術。技術革新與技術進步是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關鍵支撐條件，應立足於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和應用環境友好型科學技術，形成資源消耗少、資源和能源利用效率高、廢棄物排放少的生產和消費體係，使人類對自然的開發和利用能夠控製在生態環境可自我更新的範圍之內。要通過轉變不可持續的生產和消費方式，突出自主創新、綜合集成研究和係統的綜合防治，以生命周期評價技術、環境風險評估技術、物質流分析技術為重點，開發和建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分析與評估技術體係，以資源恢複和循環利用、環境恢複與汙染控製、溫室氣體減排這三類關鍵技術及相關工藝、設備為重點，開發和建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共性技術體係，優先解決影響我國生態與環境的重大問題和重點退化區域的問題，建立同全麵小康社會目標相適應並符合我國國情的生態與環境科學理論和技術體係，實現生態、環境質量逐步改善，為建立環境友好型社會提供科技支撐。
第六，建立健全有利於環境保護的政策、法規體係。要逐步建立健全環境友好的決策和製度體係，研究綜合環境與發展的國民經濟核算方式，將發展過程中的資源消耗、環境損失和環境效益納入經濟發展的評價體係。要建立科學考核指標體係，用約束型指標考核政府，即不僅要考核經濟增長、就業、社會穩定、公共服務等經濟社會指標，還應考查資源和環境損失的狀況，增設一些資源和環境約束型指標，將萬元GDP能耗、耕地保有量、汙染排放量等指標納入地方政府政績考核指標體係;加快工作機製創新，建立主動服務、超前介入、源頭參與、全程監督、全過程控製的工作機製，提高關於環境與經濟的綜合決策水平，加大環境監管力度，逐步建立有利於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宏觀調控體係和運行機製，不斷促進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結語全球大合唱：在和諧世界的旗幟下共建生態文明1972年，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人類環境會議上有一個響亮的口號：隻有一個地球！2005年的世界環發會議，各國首腦再次籲請人們注意：人類“隻有一個地球”。
人類隻有一個地球，這是科學的發現，也是科學的警示。當宇航員第一次離開地球，在太空遙望自己的家鄉時，驚訝地發現，在目前已知的宇宙星體中，唯有我們人類的家園——地球，才是一顆蔚藍色的星球。
生命意味著蔚藍，而蔚藍意味著生命；使地球上的一切生命能夠得以生存的大氣和水，也使我們的地球成為一顆蔚藍色的星體，一顆充滿生命的星體。如果有那麼一天，地球失去蔚藍，也意味著地球上的生命已經走到盡頭。現實中，人們無可奈何地發現，地球在改變顏色。因此，創建綠色文明，成了人類共同的希望。
不過，大自然在人類麵前，有時也會變的光怪陸離，越來越難以駕馭了。從加利福尼亞的暴風雪到孟加拉平原的大洪水，從席卷地中海沿岸的高溫熱流到持續多年不肯緩解的非洲高原的大麵積幹旱，地球仿佛在發瘧疾似的顫抖，人類竟然也像倒退了一萬年似的束手無策。人類與生態環境的矛盾擺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並引起人類社會前所未有的關注，生態文明也由此進入全世界人們的視野。
那麼，新的屬於全人類的文明樣式該怎麼共建呢？
一、生態文明決定人類命運
在近現代，讓文明停滯、倒退的兩次世界大戰，是人類難以忘卻之痛。全人類的反戰浪潮雖然沒有完全遏製戰爭，但和平與發展的主旋律卻壓倒了戰爭的槍炮轟鳴。人類把戰爭限製在局部，並把其競爭本性袒露在和平與發展的經濟競賽中。但是,人類很快又發現自己給自己帶來了一個新的尷尬：被視為在科技武器下毫無反抗能力的自然，卻給人類帶來一場又一場災難。當代局部發生的戰爭與恐怖雖然也能打擊一大片，而洶湧而來的生態危機卻讓全球上的每一個人——不論窮人、富人，不論高官、販夫走卒，都會不同程度受到傷害。如空氣汙染，臭氧空洞、溫室效應帶來的影響，就波及幾乎每一個地球居民。麵對全球性生態危機的挑戰，任何單打獨鬥都無濟於事，需要全世界聯合起來，創建一種新的文明，重構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
第四文明——天人合一的時代交響結語全球大合唱：在和諧世界的旗幟下共建生態文明1.“巨變”之前的抉擇
1997年11月28日由來自70個國家的1670位科學家，包括102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簽署一份共同聲明，這些當代的智者大聲疾呼：“需要一種新倫理，這種倫理必須驅動一個偉大運動，說服不情願的領袖們和不情願的政府們，以及不情願的人民，自己來實現必須的改變”。這種對自然的新意識，轉換成博弈論的語言，就是雙贏博弈——我贏你贏，而不是我贏你輸，亦即從人類與大自然被動的共存轉換成主動的互存。這種種轉換就是一種巨變。
20世紀以來，西方社會以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為標誌的現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終於形成全球一體化的大趨勢。西方文化被移植到美國，逐漸脫離開歐洲的傳統，增加了實用主義、物質主義、個人主義等急功近利的文化要素，成為追逐高科技、高財富、高消費，依仗軍事力量爭奪世界霸權的“工具理性”文化。美國以其超級強國的經濟實力、軍事優勢、科技水平，成為向全世界推行西方文化的“火車頭”。美國人豪華暴富的生活方式和利己主義的價值觀念也成為地球上落後國家和貧窮人口夢寐以求的目標。因之，有學者認為，當前世界的全球一體化趨勢，實際上是全球美國化的趨勢，是以歐美為中心的西方主流文化統治全球、蹂躪世界、征服自然的大趨勢。西方的主流文化以其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發展觀，以其唯物主義機械論的宇宙觀，以其工具理性萬能、掠奪大自然的科學主義文明觀，以其聚斂財富、貪得無厭的物質主義價值觀，以其相互競爭、優勝劣敗的個人利己主義、享樂主義的人生觀，導致了全球性的生態危機、環境汙染、資源枯竭、臭氧層破壞、氣候異常、人口爆炸、災病流行、恐怖犯罪、貪汙腐敗、戰爭危險等直接威脅人類生存的惡果。這一切，都昭示著新世紀人類必須有一場“巨變”。
當全人類剛剛跨入21世紀之門時，就有學者再一次向全世界發出“巨變”的警示！
美國係統科學家歐文·拉茲洛(Ervin
Laszlo)在2001年出版了他的新作《巨變》。這本書在2001年法蘭克福國際圖書展覽會上，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亮點，各國出版商競相爭購版權。在《巨變》這本書中，拉茲洛認為，人類當前麵臨的危機實質上是西方文化的危機，西方人意識的危機。在西方人的意識中一直存在“新石器時代的幻覺”，相信大自然有無限的資源和無限的承受能力，這是造成危機的根源——當代全球問題主要是由意識（如文化進化落後於科技）經濟進化造成的。因此，他告誡世人，今後十年的第一要務，是拋棄工業文明時代導致今日危機的十幾種過時的錯誤觀念；第二是采用尊重文化、國家和民族差異的雙贏博弈；第三是推行全球倫理和“以所有其他人均能照此生活的方式生活”——後者是一條古老的格言，出自印度教的《悟般尼莎經》。顯然，這條戒律既要求西方國家的富人別再毫無節製地窮奢極欲，不能“愛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也希望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不要隻是盲目追求“像富有的人那樣生活”。
拉茲洛將整個地球的自然生態、社會人文諸基本要素看做一個相互製約的超巨係統，當這個超巨係統的諸多基本動力學要素被其變化的積累效應達到難以承受的極限時，整個係統就會陷入一種無序的混沌狀態。根據係統論的非線性混沌動力學理論，這種基本動力學要素臨到極限的混沌狀態是不穩定的。當係統中出現“災難性的分歧點”(catastrophic
bifurcation)時，係統變得異常敏感，一次偶然事件就會誘發整個係統的“巨變”(macroshift)。拉茲洛斷言這一巨變過程共分為四個階段，即啟動階段、轉型階段、混沌階段、瓦解階段或突破階段。而在2001年至2010年的10年間，由於政治範疇的衝突、經濟範疇的脆弱性和金融範疇的不穩定，以及氣候和環境惡化的種種問題所引發的高度緊張，會使得社會進入巨變的“混沌躍進”期。“21世紀初期的混沌，不是趨向於可維持的全球性平衡，就是導致地方與全球性的危機和隨之而來的瓦解。我們如何在我們的文化和意識裏理解、內化這些事情的輕重緩急、價值觀和企求，即決定了我們要走哪一條路。”歐文·拉茲洛：《巨變》，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4頁。也就是說，21世紀前10年，既是複雜係統發生突變的臨界狀態——混沌階段，也是人類命運的“關鍵決定時期”，此後人類社會真正的巨變就會到來。要麼引發大災難、大破壞、大瓦解，要麼引發大突破、大轉型、大飛躍，這都要看人類是否能獲得一種大智慧來掌握自己的命運，學會操縱地球船的航向，躍遷到一種更高的文明時代。人類如果沿著西方文化的主流價值觀走下去，就會進入“瓦解階段”；如果在西方文化的價值觀上發生一場新的“意識革命”，完成新價值觀的文化轉型，就會進入“突破階段”。人類是要生存下去還是等待自我毀滅，這種生與死的抉擇取決於今後能否尋找到一種使全人類都能生存下去的自然生態文化。在巨變到來之前，人類是可以選擇自己的命運的，而人類的命運又決定於人類自己對21世紀文化戰略的抉擇。
拉茲洛指出，緩解全球問題的核心是巨變，即“意識革命”和“文化轉型”。他認為，人類要有一種對自然的新意識——一種全新的生態價值和生態倫理。拉茲洛相信，在少數人心靈當中發生的“意識革命”可以傳播開來，逐漸使多數人都發生“意識革命”，從而完成文化轉型。這可以看做是人類文化係統對全球生態係統惡化作出的自適應進化反應。從現在起，這種進化越自覺越好，越快越好。他稱我們應當努力創建的未來文明為“新理性整體文明”。我認為，這個“新理性整體文明”就是我在此書之前所提到的大生態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