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意識革命”:共建生態文明的先導工程
建設全人類的生態文明，首先要來一場拉茲洛所說的“意識革命”，克服主觀上影響生態文明建設的障礙。平心而論，我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走到這一步，並不全是因為生存的壓力所致。更多的是生存之外的過分需求。工業文明以來，被豐富的物質財富膨脹起來的個人主義、享樂主義促使我們無休止地向地球索取，以致把地球弄得千孔百瘡，而讓人類能力快速增長的科學主義則進一步張揚了我們征服自然的野心。建設生態文明，如果不先戰勝心理惡魔，我們總會找到借口去變本加厲地掠奪自然的。“意識革命”，就要勇於向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科學主義挑戰。
第一，走出個人主義的陷阱。
這裏的個人主義並非中國的那種消極避世的個人主義，而是西方張揚自我的個人主義。
“個人主義”作為一個概念，人們普遍認為首見於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書。托克維爾創造使用了“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這個概念，來表示一種同利己主義（egoism
）相區別的思想體係。
英國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是這樣解說的：“個人主義，一種政治和社會哲學，高度重視個人自由，廣泛強調自我支配、自我控製、不受外來約束的個人或自我。創造這個詞的法國政治評論家亞曆克西·德·托克維爾把它形容為一種溫和的利己主義，它使人們僅僅關心自己家庭和朋友的小圈子。作為一種哲學，個人主義包含一種價值體係，一種人性理論，一種對於某些政治、經濟、社會和宗教行為的總的態度、傾向和信念。個人主義的價值體係可以表述為以下三種主張：一切價值均以人為中心即一切價值都是由人體驗的（但不一定是由人創造的）；個人本身就是目的，具有最高價值，社會隻是達到個人目的的手段；一切個人在某種意義上說道義上是平等的……”在《美國科林大百科全書》中個人主義是這樣表述的：“個人主義概念，首先出現在資產階級革命後的法國，常常是被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修正主義者用來描述個人利益的罪惡和反社會衝動的，而在英語中，這個詞最初是指美國人所崇尚的利己主義社會哲學。並在羅爾文·瓦爾多·埃默森寫於1835年的一篇文章中率先得到使用。法國政治評論家亞曆克西·德·托克維爾在他的《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以一種輕蔑的口氣使用這個詞，暗示了一種與自私相類似的對社會的威脅。然而，埃默森和其他一些美國人都從正麵使用這個詞，用來表示一種對個人第一的樂觀信仰。”
但是，西方於19世紀末開始出現個人主義的信仰危機。法國人認為，個人主義並不意味著社會的健康，而是意味著社會病、社會失調、社會反常以及社會空虛感。法國大革命是資產階級高舉著個人主義大旗進行的。在它摧毀封建專製和教會統治的同時，也給法國人留下了社會解體的印象。法國人對個人主義的重新認識是從大革命所引起的社會破壞中反複思考中產生的。
在美國普遍發生的對個人主義懷疑的思想是從經濟大蕭條開始的。個人主義在經濟領域中造成的自由競爭，最後到了無序的地步而發生經濟危機，大蕭條使美國傳統的個人主義觀念大受挫折。1933年美國總統胡佛提出重振“徹底的個人主義”（rugged
individualism），但響應者寥寥無幾。到了20世紀60年代，美國人最終不可逆轉地改變了對個人主義的信仰。美國哲學家杜威寫了《新舊個人主義》，分析批判了個人主義的過時內容及其弊端，在沒找到一個恰當概念的情況下，用“新個人主義”一詞作為對舊個人主義缺陷的彌補替換。尼斯貝特在他《一部偏見的哲學詞典》中說，在19世紀談起個人主義信念，使人想到的是開發西部邊疆、拓荒探險的開拓精神，今天對個人評論信條的闡述，卻隻能使人想到在社會中被異化的人們：孤獨膽怯的老人和盜竊犯、恐怖分子；它使人們共同的誌趣和共同的利益彙集而成的社會團體變成了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沙礫場。若從最壞的方麵看，個人主義是一片被孤獨邪惡及以掠奪為生的人們所占據的熱帶叢莽。美國學者佛·卡普拉說，人類這種隻顧個體不顧社會，隻顧片麵不顧全麵的錯誤的生存法則，給人類自身造成的禍害用“瘟疫”一詞尚不足以描述其嚴重性。弗·卡普拉:《轉折點》,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9頁。尼斯貝特則在《一部偏見的哲學詞典》中指出，個人主義學說，作為一種信仰從一開始就注定了要失敗，它違背多少時代的睿智，實際上是違背了一般常識。
西方個人主義價值觀有其優點，反封建，提高科技，發展經濟，但其弊端是使每個人以自我為中心，把個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對立起來，造成人際關係的緊張，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個人主義的價值觀是功利主義，功利主義總是以無限追求財富為目標，把人類共同擁有的生態環境迅速地推到毀滅的境地。特別在現代社會裏，因為個人主義帶來的個體意誌突顯與欲望的放縱，嚴重地破壞了正常的公共秩序和人際關係，腐蝕了正常的社會肌體，使得西方社會處在一種病態的狀態之中，其道德日趨沒落。而且，個人主義作為西方社會靡亂的思想根源，正隨著人類社會不斷地走向工業化，借著西方文化的四處滲透，開始湧向世界各地。即令西方思想家，也越來越多地認識到個人主義和社會有序組織原則的矛盾，看到個人主義使得社會合作成為不可能。個人主義作為資本主義初期發展的信仰已普遍開始動搖。
建設生態文明，就要對搖搖欲墜的個人主義再加一把力，助其速垮，並以集體主義、整體意識取代之，促使每個人在做每一件事時都想著整個人類、整個地球，不致因謀求個體利益而毀壞整個人類生存的家園。
第二，走出享樂主義的泥淖。
享樂或許是人之本性。但享樂變成了一種“主義”之後，卻是人的不幸了。古今中外，靠貪圖享樂、奢侈腐化而成就大業者聞所未聞。相反，曆史上因驕而奢、由奢而亡的例子，卻數不勝數。那種以為通過助長享樂，就能刺激消費，搞活市場，拉動經濟發展的想法是十分荒謬的，其做法無異於飲鴆止渴。社會的發展進步是靠艱苦奮鬥創造的。享樂主義滋長和蔓延，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帶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而隻能滋生虛假繁榮的毒瘤，助長玩物喪誌的風氣，最終葬送已有的文明成果。社會進步的曆史，決不是“享樂的發展史”。
享樂主義古來有之，但隻是在現代，享樂主義才導致了普遍性的文化困境，製造了墮落的泥淖。享樂主義輕視精神生活，重視物質生活，認為物質生活是人生唯一值得認真追求的目標。而且，享樂主義一旦與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結盟，無異於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其結果必然使整個社會陷於信仰坍塌、物欲橫流的所謂“自由的精神空間與生存狀態”之中。而一旦進入這種精神空間與生存狀態，就會過分強調物質生活的舒適，就會產生無窮的欲求。這種無窮的欲求推動著人們永不知足地對自然資源和能源進行算計和盤剝，造成對自然環境日甚一日的汙染，造成對自然生態日甚一日的破壞。
要摒棄享樂主義，找回失去已久的人的尊嚴，克服人與自然的對立，必須重建幸福觀。如盧風先生在《人類的家園》一書中寫到的：“如果絕大多數人都能認識到，美滿的生活應該是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和圓滿和諧，而不單是物質生活的富足和感官上的刺激，那麼人們就應該糾正長期以來生活追求上的不平衡：人們應當減少些追求物質財富和感官刺激的努力，增加一些精神超越的努力。若能有這樣的覺醒，人類就會減緩甚至放棄對自然的征服，會在發展經濟方麵表現得理智一些，有節製一些。這樣或許更有利於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即使將來有一天因自然資源的極限而不能繼續發展經濟了，我們也不必為此而感到悲哀，因為在保存一定的物質生活條件時，人類可在精神超越方麵作永無止境的努力，從而仍能享有豐富的精神生活。所以，即使經濟不能繼續發展了，人類仍然可以過得幸福。”盧風：《人類的家園——現代文化矛盾的哲學反思》，湖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頁。
第三，走出科學主義的迷陣。
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自然科學的迅速發展深刻地改變了社會世界和社會意識，在法國，以聖西門和孔德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試圖把自然科學的法則應用於對人類社會的研究。他們致力於發現社會的“規律”，並希望經由社會科學精英對這些規律的直接控製和運用，使人類社會生活趨於完善。這種對理性的濫用深刻地影響了此後兩個世紀的曆史進程。由此而發展起來的科學主義，把科學視為解決一切人類困境的萬能武器。其結果是，科學主義膨脹了人們的征服自然的欲望，加快了人們用科學武器征服自然、破壞自然的步伐。現實中，一些科學主義者把科學絕對化、信仰化，當成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殊不知科學對於世界的認識也在不斷改變和深化。牛頓力學占主導地位的時代，人們相信絕對時空觀，以為物理學可以解決無數個問題，直到這種天真的想法被愛因斯坦相對論的發現所打破。
著名學者王文元在一篇題為《科學主義的危害》的短文中說：“科學對於人類的恩惠說不完道不盡。但把科學拔高到科學主義則是科學自己始料不及的。科學自身並不具備自我拔高到‘主義’的能力，完全是人為（偽）。是人硬要把科學張揚至‘主義’。在語義上，科學主義大致相對於科學萬能，即讓科學越界而君臨一切，讓它做力所不及的事情，用科學解決一切問題。科學主義把科學立為天子，天子垂珠以聽，期待諸侯鳴玉以朝。……科學主義的錯誤在於它把本不是萬能的當做萬能的了，生硬地把非理性從人的認識體係中剝離了出來，讓人完全依靠理性認知世界。豈不知，人有理性的一麵，也有非理性的一麵。人的理智、意誌、精神、靈魂都是科學管不了的……”
哈耶克在批駁唯科學主義立場的傲慢時，他說：“當人們沿著一條給他們帶來巨大勝利的道路繼續走下去時，他們也有可能陷入最深的謬誤。”
哈耶克：《科學的反革命》，譯林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113頁。所以，即使今天的生態哲學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而許多科學主義者仍然用有限的自然觀嘲笑生態主義者的世界觀。
個人主義與享樂主義是古已有之的價值觀、世界觀，科學主義則是在個人主義與享樂主義的刺激下發展起來的。而發展起來的科學主義又滿足與張揚了個人主義與享樂主義。從而形成了經濟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這樣一條思想發展軌跡，實行一種實際上“反自然”的社會—經濟—消費生活。雖然，在科學主義思想指導下，人類實踐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建設了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社會生活。但是，它以生命和自然不可持續發展為代價實現人的持續發展，損害了生命和自然的多樣性；以多數人不可持續發展為代價實現少數人的持續發展，導致社會不公正，損害後代發展的可能性，這樣導致人類社會以及整個“人－自然”係統的生存危機，使人類陷入困境之中。因此，要建設生態文明，必須清算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科學主義的錯誤，繞過這些“主義”的誤區，以新的思想、新的姿態迎接新的文明。
3.共建全球生態文明要著力解決環境公平問題
環境公平一般包括兩大類,即生態範圍內的公平（包括種際公平和種間公平）和人類範圍內的公正（包括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公平的所有分類按照地域又可分為區域公平和國際公平。在環境狀況日益惡化的今天，環境問題的全球性決定了僅僅依靠單一國家或國家團體的努力無疑是無濟於事的，而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又決定了，發達國家不會拋棄其狹隘的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不會以博大胸懷來解決危及整個人類的全球性生態環境問題，甚至某些發達國家還不時地以環境問題作為其謀求國家和民族利益的一種手段，因此，國際環境問題的解決也必須以相應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來作為保障。
公平是社會文明的核心價值，也是生態文明的核心價值。沒有公平，我們所做的一切努力最後都將付諸東流。在工業文明中，我們也強調公平，但有三個方麵的偏頗：一是強調社會勞動價值的分配公平而忽略自然生態範圍內的公平，往往重視生產部門而忽略提供環境資源的地區；二是重視代內公平而忽視代際公平，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在實施趕超戰略時普遍存在“吃子孫飯”的現象；三是重視區域公平而忽略國際公平，在自己國內強調環保而置全球環保於不顧，甚至以鄰為壑，把有害垃圾運到其他國家處理。
從曆史和現狀來看，國際上生態環境的不平等的情況非常嚴重。眾所周知，地球的資源與環境容量有限。而西方經濟學家一直都假設地球的資源無限，還假設被開采並轉化成商品前的資源無價。結論是，凡經濟增長都要通過高消費拉動，凡資源環境的稀缺都可通過自由貿易交換，凡世上最理想的社會都可以將資源“按需分配”。從此，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便建立在盡情開發自然、大量排放廢物、盲目奢侈消費的基礎之上。他們通過技術優勢和軍事力量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占用了全球資源。二戰後，一些發達國家引發了多起震驚世界的公害事件，激起了聲勢浩大的環保運動。他們憑借足夠的經濟技術手段，在工業化行將完成的時候治理了汙染，並初步構建了國家內部的社會補償機製。他們將企業總部和研發中心留在自己環境良好的城市，而將高耗能重汙染的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由傳統西方工業文明主導的世界，是霸權政治與強權經濟的世界。發達國家更是透過一係列國際組織以及衍生出來的法律、條約、協議，控製了全球化市場。占九成人口的貧弱國家，在無知和無奈中變成了被富國操縱的市場和廉價勞力原料的供應地。因此，富國愈富，窮國愈窮。全世界60多億人口中，12億人營養不良、體重不足；12億人營養過剩、體重超標。10億最窮的人所患的疾病是瘧疾和結核，10億最富的人更多地死於肥胖和缺乏運動。當世界糧食大量投放於發達國家喂養畜禽的同時，發展中國家大多數人為了生存與吃飯，使更多的森林草原淪為耕地，更多的江河被截流灌溉，更多的土地被荒漠化。一百多年前地球每四年滅絕一種動物，現在每年滅絕生物4萬種。盡管發展中國家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環境保護的經驗，但他們沒有足夠的技術資金去治理汙染。即使某些發展中國家依靠資源和廉價勞力優勢，使GDP得以驟增，一時引起世界矚目，但馬上就因為越來越大的能源環境製約而不能持續。更令人遺憾的是，發展中國家由於沿襲了傳統西方工業文明的發展模式，其結果是帶來了內部社會更大的不公平。發展中國家人口眾多，又無能力像發達國家那樣廉價地占有世界資源，大量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後造成了城市膨脹，農村人口依然過剩，規模化經營沒能實現，政府的財力難以對農業巨額補貼，城鄉二元結構依然突出。發展中國家除個別因為其特殊戰略原因外，基本上都很難解決城鄉與階層差別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