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體係的中心人物自然是皇帝。他是陛下，所有大漢子孫——中國人很自豪地稱自己為大漢子孫——都是他的子民。他的權力直接為神所授，他秉承天意治理天下。他的話就是聖旨，他的意誌就是法律，他就代表至尊權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他對中國境內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分財富都擁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所有權，是它們神授的主人。大清國不存在內債，在這樣的政權體製下，也不會有所謂的內債，因為當皇帝需要原本就屬於他、現在隻是名義上為其子民所有的那些物件時，他無需借，隻要直接取走即可。大清國所有的人力、財力和物力都屬於皇帝，隻要他提出要求，凡16-60歲的男性臣民都要任憑其差遣。皇帝還另外擔任著祭天司儀一職，這一神聖的職責一方麵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天下臣民們對他的敬畏，加深了他身上的神化色彩，另一方麵也導致他隻得深居皇宮內院，隱藏在重重宮闈之後，與世隔絕。他是上天之子，同樣的，也是天神的大祭司。隻有他可以代表自己的臣民在神聖的天壇敬拜和祭祀天神。在他履行這一職責時，沒有受公眾認可的其他人可以替代他或是當他的幫手。皇帝孑然一身，孤零零地站在他的子民和天神之間。對老百姓而言，天神是宇宙最高的主宰，是人間所有幸福和災禍的源泉，是公正完美的法官，它時時刻刻都在懲惡揚善。而皇帝則是上天的兒子和仆人，站在他們這些子民和天神之間，搭建起了他們與天神溝通的橋梁。對於他們來說，天神是皇帝的先人，也是他們的祖先。
雖從以上描述看來，皇帝的權力好似是無限大的，但事實上他不會比每一個中國家庭的家長之權力更大，不會比他們更專製、更武斷。這兩種權力在本質和程度上都是完全一樣的。中國的皇帝隻不過就是他的臣民的家長。他在人們稱之為“中華帝國”[2]這一國家的廣袤疆土上履行著自己的職責。他所享有的特權和天下所有父親都是一樣的，即便是那些最為卑微、最為粗野的父親在其家徒四壁的土屋和茅草屋裏也行駛著與他一般大的權力。基於現實需要，他把自己的部分家長權威分給了各個等級和不同部門的官員，由此這些官員也就各自成了其轄區內老百姓們的父母官。因而，這樣的家長製觀念是串係著整個中國政權體係的主要線索，是這套政府運行機製的元理論。這也就解釋了中國式的政府體係為什麼可以維持那麼長時間，以及為什麼它對中國人有那麼大的影響力和威懾力。
那些皇帝任命的官員們被賦予了不少便宜行事的權力，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每一個行政區域例如村莊就都成了一個自治區。地方官們隻需對結果即政績負責，至於過程和方式即具體政策則由他們自行決定。他們必須在自己轄區內維持秩序，伸張正義，最起碼要做到不會讓老百姓去京城告他們的禦狀，當然也還需按朝廷規定征收和繳納一定數量的賦稅。除此之外，其他一切就都是天高皇帝遠，無人會幹涉他們了。這樣一種自由政策帶來了兩麵性的結果。一方麵，如上文所述，它給了地方父母官們充分的自由，讓他們可以去了解民意民生、傾聽來自民間的聲音；但另一方麵，它也使得一些官吏可以濫用職權，借機為奸作惡。同時，在這樣的瀆職行為發生時，它也確保老百姓定會去譴責那些作奸犯科的官吏本身，而不會把矛頭指向賦予了他們此種權力的朝廷和皇帝。由此可見，中國政府的組織機構間不是銜接緊密的而是鬆散脫節的。因而中國老百姓才會在起來反抗的時候，抱怨的不會是政府的專橫幹涉，而是政府的漠不關心；控訴的不會是政府管得太多，而是政府管得太少。而一旦真有官員貪贓枉法，他們往往也會較迅速地出來表示自己的不滿。從這個角度看來，皇帝雖說表麵上擁有絕對權威，但在實際運作過程中發揮的威力卻不大，倒似乎成了一個掛名首腦和傀儡，成了一個無足輕重的人。
必須說，從整體來看，中國的法律是溫和、人道的，最起碼要優於其他亞洲國家法律很多。喬治·斯坦頓爵士曾翻譯過中國的法典——《大清律例》，他評價其說：“當我們把眼光從胡言亂語的波斯阿維斯陀經或是印度往世書轉到這部專業、理性的中國典籍時，就如同從黑暗來到了光明，從一年老昏聵的世界來到了一通情達理的樂園。同時，這部法典中的各項法令條規都極盡詳細、繁瑣，我們很難找到一部歐洲法典能像它一樣既內容豐富又始終相互連貫，或者能如它一般免於複雜、偏執和杜撰。
當然，這套政權體係裏也有很多可以提升老百姓對皇帝及朝廷支持度、滿意度的其他因素。中國政府設置了許多審查、監管製度來防止官吏濫用職權。京城大門永遠向老百姓敞開，他們可以隨時將狀紙遞去京城，而且至少在理論上說來，這無須郵資、運費，也不需付出任何代價。盡管大清帝國政府並不會過多插手地方事務，但它有一套很健全的人事監察製度。京城中六部之一的吏部就是專門掌管全國官吏的任免、考課、升降、調動等事務的官署。
除了擢升和罷免官員這樣比較大的人事賞罰、變動外，如同學校記錄學生榮譽、過失的考核製度一樣，吏部還負責詳細記錄眾官員日常表現中的功與過，而功過相較之後的結果就決定了他們日後的官場生涯。在決定官員升降、任免的眾多因素中，某些條條框框從我們西方人的角度看來顯得著實有些古怪。比方說，中國官員們即便是那些最高級別的官員也總是會因為一些明顯不在他們控製範圍之內的事情而主動向朝廷請求懲處。在中國，這是一種極其普遍的現象。權傾朝野的勇士和政客李鴻章就曾不止一次向皇帝自請責罰，而原因則是連日暴雨，他轄區內的某一條河決堤、泛濫成災。另外某一個官員，雖不及李鴻章那麼顯貴，也曾因一場旱災和連日饑荒導致其統轄省區餓殍遍野，而向朝廷自請卸職，想必他認為這完全是由自己造成的。
中央政府還設立了一係列封賞製度用以獎勵那些兢兢業業、功勳卓著的官員。其中一項是根據官員的政績和軍功，賞戴花翎。花翎為孔雀翎所做，它又分無眼花翎、單眼花翎、雙眼花翎和三眼花翎，其中三眼花翎最尊貴；一項是“賞紫禁城騎馬”也叫“賞朝馬”，即允許官員騎在馬背上進入紫禁城的外宮門；一項是賞賜貂皮長袍；最後一項是“賞穿黃馬褂”，這也是清朝皇帝對臣下的最高褒獎。這種馬褂全用明黃色的綢緞或紗製成，明黃色即淡黃色，是皇帝專用的顏色，極為尊貴。皇帝隨時可以授予或是收回這些個人封賞，這不一定會影響官員們的實際官位和職權。上述後兩項封賞僅最高級別的官員才夠資格享有。有時朝廷也會追封那些值得稱頌的忠臣之先人，賜予他們一些有名無實的榮譽頭銜，表彰他們為國家和朝廷培養了最為熱忱的、忠心耿耿的棟梁之才，可以說，這是一種出自善意卻毫不適用的獎賞。
中國的此種政權體係綿延了數千年，贏得了來自社會各階層持久而又衷心的擁護。它之所以有如此長久的生命力，得歸功於還尚需我們注意的以下兩個最重要因素。
此種政權體係被描述為一種純粹的家長製，它構建在家長權威理念之上。研究這一體係的學者可能會在以下兩種觀點中取其一。他們要麼認為，這種政府組織形式就存在於中國人的基因中，留在中國人的血液裏，是中國人的天性使然；要麼認為人類在遠古時代隨意地選擇了此種製度，而它的恒久流長就要歸於持續的教育作用，是教育塑造了大眾的思維模式，讓其去迎合政府的基本理念。不管這兩種觀點中的哪一種，其結果都是一樣的。“中華帝國”的觀念深深紮根在了中國人的腦子中，它符合了中國人的價值審判標準，迎合了他們的情感需求。兩千年來他們所接受教育的內容和範圍都一直未變，至目前為止，“孝道”都是其中最重要的教學內容和環節。“百善孝為先”，孝順這一美德被看做是所有優良品質的來源和根本，是道德規範的主體內容，也是一切榮譽和繁榮的源泉。
孝道或許可以被稱為中國唯一的本土宗教。每間學校的每本教科書都在講授孝道，它貫穿著整個教學過程的始終。不論是古時還是今日，那些奉行孝道的典範事例都會被上奏給皇帝，皇帝也會賜予這些孝子們非凡的榮譽。作為必修課程的一部分，中國所有的男孩和女孩都聽過那些將“孝順”精神發揮到了極致的人們的故事。每一個中國人都對這些故事裏主人公的名字和他們善事父母的“孝行”了如指掌。這其中，二十四個孝子以“孝行”感天動地的故事經過多方宣傳，在民間流傳最廣[3]。而前文已提到的康熙皇帝頒布的《聖諭廣訓》[4]中，就專有一章用以勸誡人們要行孝道，其中為詮釋“盡孝”所能帶來的益處，還專門舉出了一個“二十四孝”之外的孝行故事。這一故事太有趣、太特別了，很值得譯給讀者一讀。它的大致情節如下：常州地區有一陳姓大戶人家，一家數代同堂，700多口人聚居在一起，而且全家堅持同在一張飯桌上吃飯。同時他們還養了大概115～120條狗，這些狗也堅持要一起進食，如若其中一隻沒有及時趕來就餐，其他狗也會拒絕吃食，要等它一起。就此，康熙這位受人愛戴、英明賢能的皇帝教化老百姓們道：“你們看，這陳姓人家的生活是多麼和樂融融啊！他們的孝行甚至令牲畜——狗都被感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