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或許沒有必要去探詢是否故事裏這戶陳姓人家真飼養了一種特殊品種的狗，又是否康熙皇帝被臣下編造出來的虛假故事欺騙了。因為無論如何，這個故事都很好地揭示出了：中國政府為將“孝道”思想灌輸給老百姓用盡了各式各樣的方式和手段，直至“孝順”這個詞在他們腦子裏成了所有美德的同義詞，而“孝道”在他們心中也成了一切宗教的至高境界。孔子時代這一思想已然存在，而孔子將此種孝道思想作為自己的政治倫理觀念，一再推進、強化，極大增強了它的影響力。在孔聖人看來，孝道就是一切個人、民族美德和智慧的根本和結晶。2000多年間，他的著述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思想，引導了一個又一個王朝的政策。上至皇帝、王爺貴族，下至乞丐、市井小民，都在爭相引用他的話語。引自他的言論平息了許多爭論，化解了眾多糾紛。毫無疑問，這種長期持續、一脈相承的“孝道”思想教育和中國政權體係的基本理念——家長製絲絲相扣，在每一方麵都結合得嚴密無縫，因而它是中國式政權機製之所以能維持如此之久並牢牢禁錮住老百姓的兩個最重要因素之一。
中國的政權體製保持長盛不衰的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則是處理國家事務的行政官員都是從人民大眾中遴選出來的。整個皇室，除去它的家長——皇帝之外，從未過多占據朝廷的官職，或是幹預國家政事。雖說皇家成員、皇帝親屬可列出一張長長的名單：年長的兒子、年幼的兒子、女婿、近親侄子、遠親侄子等等，但這些世襲有封號的皇室貴胄並沒有國家公共資金的援助，也未占據朝廷的一切顯耀職位或是撈到政府的所有肥缺。皇帝間或賜封的那些很少的爵位頭銜也隻是名義上的榮譽，空有其名而無實權。它們僅僅是對個人突出功勳的褒獎，從不意味著誰下一步就能獲得實際的一官半職或是半厘半毫。雖從某種角度上說來，爵位頭銜是世襲的，但它們是有期限的。因為按朝廷規定，通常的世爵均定有承襲次數，一般是每一代減一等，襲次既盡，世爵也就取消。即便是皇家子弟亦無例外。筆者曾多次雇傭一個幫工，他的家族是皇帝的血親，曾被賞賜佩戴皇家黃腰帶，但他卻隻是一個泥瓦匠，一天僅賺六分錢。
因而在皇帝和他的子民之間，不存在享有特權的階級或給他們造成隔閡的人群。就連皇位繼承權本身，雖說它實際上隻是一個世代承襲的問題，但也並不一定非得恪守嫡長子皇位繼承製，即皇子是否具有嫡長身份不是選擇皇位繼承人的唯一標準。皇帝自行選立儲君，他理當從選賢的標準出發，觀察其各位皇子的言談舉止和性情特點，然後從中擇定他認為最有經世治國之才的皇子作為自己的皇位繼承人。嫡長子常常被撇在一邊，現今這一王朝——清朝最有作為的皇帝之一就是其父皇的十四皇子[5]。理論上說來，皇帝可以完全跳脫出皇室範圍，從其他任何臣民家中挑選自己的繼位者。當然，這僅歸於理論，從未被實踐過。
那麼現在我們就來一窺中國的政府組織形式吧！皇帝獨立於天地之間，他是天神之子，是整個“中華帝國”數千百萬老百姓的父親。他通過一整套精心設計的規章製度，從黎民百姓間拔擢出了各個等級、各種職銜和各責任部門的官員，作為輔佐自己的左右手和耳目。仕途之門對所有國民都是敞開的。“中華帝國”的每一個男孩都可能是日後的首輔宰相。但每一個人都必須從官場階梯的最底層開始一級級往上爬，至於能攀升至哪裏就要取決於他自己的能力、熱情和對皇帝的忠誠度。這不僅僅是空談和理論，這是個事實。因為曾身居高位，我們自然也很容易就能追查到他們的過去，在以往的許多個世紀裏，中國大多數首席國務大臣——宰相、首輔、軍機大臣或是總理大臣等，都是出身於貧苦人家，那種貧寒程度是我們無法想象、也該慶幸我們沒有經受的。在這裏我們隻舉出其中的一兩個例子：文祥，清朝著名政治家之一，曾出任總理衙門大臣多年。他是一位農民的兒子，其父僅靠租種不足10英畝農田來養活一大家子人。文祥的同僚和繼任者沈桂芬則是一位街頭小販的兒子，他的父親一天如若能通過自己的生意賺到10分錢，就會覺得無比幸運了。這些案例都絕不是例外，他們使得“貧窮人家走出宰相”幾乎變成了一條定律。
除去選拔製度即官員不是由人民選舉產生而是由皇帝直接任命之外，那個偉大的東方帝國現今正時興的政權機製和我們美利堅合眾國所依循的政府體製之間有著極其驚人的相似之處。中國和美國一樣，政府都是屬於人民的政府，行政官員都是從民間擇選出來的，每一個被統治者也都可以心懷有朝一日成為國家統治者之一的宏圖遠誌。而正如預期般，由此就帶來了以下眾多結果：在中國，普羅大眾都抱著雄心壯誌，積極去爭取那些公認屬於人民的政府職位；老百姓保有絕對的自由和獨立的言論權利，可以去評論和批判其地方父母官的執政方式和行事作風；同時這也在大眾意識中種下了普遍的民主精神的種子，這最後一點是那些無法解開謎團、將中國政府體係看做是“絕對專製”的西方人最感到異常、最無法理解的。或許沒有比中國老百姓們在談及他們的行政官員即便是那些最高級別的官員和皇帝時所采用的截然不同的態度更好的證據了，這種態度上的迥然差異最直接地證明了：在中國，各階層人民都完全明了其政府機製的理論和實際運作模式的基礎——家長製。老百姓們以最自在的方式討論著前者：他們對官員們的政策法令和私人生活評頭論足，給官員們取各種綽號，也總是把官員們當做自己的“夥計”來看待。但是談論起後者即皇帝時，他們就從來都會是屏住自己的呼吸，使用著最為崇敬和虔誠的語氣。
不難知道，這樣一種政體要合民心民意，保持長盛不衰，就必須高度重視老百姓的情感需求。缺乏管製或是暴政壓製，這兩極分化的統治方式中國老百姓之所以都可以接受和寬恕，是因為他們會認為這是某些特定官員的錯誤造成的，而非朝廷或是政府體係本身有問題。同時，不管是近親還是遠親，“中華帝國”境內每戶人家都至少有或是希望日後能產生那麼一門在朝廷供職、為官的親戚，這就使得他們更易滿足，對官員們生發了更大的包容心，對其可能會犯的歪曲正義、顛倒是非、玩忽職守等種種錯誤也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如若不是因為中國政府的行政官員們是來自和擇選於民間，本身也是他們的一部分，那麼對這些錯誤行為，老百姓們隻怕是一刻也無法容忍。
中國這種拔擢處理國家政事的官員的製度在以後的章節中還會進一步介紹，它對於保持和維護中國的政權體係和統治方式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注 釋
[1].這裏指的應該是清朝的基本法典《大清律例》。
[2].中華帝國（The Central Empire），又稱中央帝國或中央王國，也就是中國。是明清時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稱呼。明代開始來華的西方傳教士，開始稱我國為“中國”、“中華帝國”、或“中央帝國”等，而不使用明朝、清朝或大明、大清。當時和傳教士有交往的一些士大夫，也用“中國”來稱呼自己的國家。事實上，“中國”一名雖有3000年文字記載的曆史，但它僅僅是一種地域觀念，從來沒有一個王朝曾以“中國”作為正式國名。“中國”正式作為國名，始於辛亥革命以後。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國際上簡稱“中國”，至此“中國”一名才成為具有近代國家概念的正式名稱。1949年成立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又將“中國”概念完善、充實到今天的含義。作者全書都是以“the empire”等而非“Qing Dynasty”等來指稱當時的中國。這裏第一次出現完整的“中華帝國（The Central Empire）”一詞。
[3].古時“孝道”的典範，莫過於“二十四孝”。元代郭居敬輯錄古代24個孝子的故事，編成《二十四孝》，序而詩之，用童蒙，成為宣傳孝道的通俗讀物。後來的印本配上圖畫，通稱為《二十四孝圖》，流傳甚廣。二十四孝故事包括鹿乳奉親、百裏負米、蘆衣順母、親嚐湯藥、賣身葬父、臥冰求鯉、棄官尋母、刻木事親、行傭供母、聞雷泣墓等等。
[4].事實上，《聖諭廣訓》是由清廷頒布，並運用政治力使之廣為刊行的官樣書籍。此書的內文，基本分為康熙《聖諭是十六條》與雍正的《廣訓》兩個架構。《聖諭是十六條》乃摘自康熙所頒上諭，而《廣訓》部分，則完成於雍正即位次年，雍正就康熙《聖諭十六條》各條目，創作了十六篇短文，以及一篇序言，成《聖諭廣訓》。
[5].事實上，清朝並無哪位皇帝是十四皇子，但是皇位非嫡長子繼承的現象則實屬普遍，如康熙為順治第三子、乾隆為雍正第四子等。而道光帝是清朝唯一以嫡長子身份繼承皇位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