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國人所稱的漢語標準語或是普通話裏，共有4個聲調或是變音：一聲，高平具爆發性的調類；二聲，上升調，相當於我們提問時采用的語調；三聲，一個曲折變調；四聲，下降調。同樣一個語音形式，這四種不同聲調會賦予它毫無關聯的四種截然不同的意義。譬如，再舉語音形式“man”為例，如果是一聲的話，它的意思是“蠻（厚臉皮的，厚顏無恥的）”；如果是二聲，意思是“瞞（欺瞞）”；三聲是“滿”；四聲則是“慢”。還有另外一個語音形式，發音相當於我們英語的“one”，一聲是“溫”（暖和），二聲是“聞”（有學識的），三聲是“穩（穩固）”，四聲是“問（問詢）”。
以上這些示例都充分證明了在漢語中，有著不同聲調的同一語音形式之間毫無關聯。它們也同樣顯示出聲調和語音形式本身在決定某一語音所表達的意義時起著同等重要的作用。英語口語中，是非疑問句一般用“yes （是）”或者“no（不是）”來回答，它的最後一個單詞必須要用上升調。或許英語中再沒有任何一條規則會像這條一樣，讓我們在學習漢語時產生那麼多嚴重的語誤了。遵守這一規則對於我們這些以英語為母語的人而言是出於本能的語言習慣，由於遷移作用，它也被我們帶入了漢語的學習和使用過程中。它會把一個不太高興、友善的外國人帶到與之對話的中國人麵前。但是別忘了，在漢語中，將句尾的詞語變為二聲上升調並不意味著疑問，相對的，它隻是完全改變了該詞的意義，從而讓說話者原本要說的話變得很混亂，讓人不知所雲。他應該感到幸運，如果自己想說的話隻是被當做了一些毫無意義、荒謬愚蠢的東西，因為好好的一句話很有可能就因此而變成了一種對人的侮辱冒犯之語。
漢語所具備的這兩種特性：一、某些輔音是任何一種西方語言係統都沒有的；二、在表達每個基本意義時，都伴隨有一特定的聲調。其中任何一方麵出現了錯誤都將完全改變說話者的意思，因而可以說，外國人想要正確講出漢語中的一個簡單的詞語都絕非易事。如若你想要又準確又完整地發好一個個獨立存在的漢字，那麼長期而又持續的發音訓練就將是必不可少的。在筆者開始學習漢語的時候，就曾經堅持一天對著一張聲調表練習四個小時，這個表裏的每一個語音形式都給出了四個不同的語調，這樣令人乏味的練習一直持續了八個月。而且在這以後的很長時間裏，筆者還會時不時地把它拿出來溫習一下。
就像某些英語語法規則會有例外一樣，漢語的這些聲調也存在各種各樣的變調現象，例如，在兩個音節或是語音形式構成的一個詞語中，如果第二個音節是四聲且重音落在它上的話，那麼這個音節的聲調將由第四聲轉為第一聲。這些變調現象無疑大大加重了學習者的負擔，但與此同時，如此多音節語調的曲折變化的存在也讓漢語成為了一種擁有抑揚頓挫的節奏和悠揚婉轉的韻律的語言，這使得漢語讀起來格外朗朗上口，說起來格外愉快舒適，聽起來格外悅耳動聽。能將這些變調發得清晰而又準確的那些字正腔圓的說話者講漢語時，聽起來就好比是在唱讚美詩一般動聽。其實，既然你不可能持續以一個調講漢語，而且任何一個漢語句子的發音都必須跨越五度音階，漢語會帶來這樣音樂般的效果也就並不難想象了。
如果你最終能感受到學習漢語口語的滿足感、愉悅感的話，那麼這將是給你為掌握這門地球上最複雜的語言而堅持不懈地付出的那些努力的應得獎勵。但是在學習漢語及其以後運用它與中國人實際交流的過程中，一些最令人煩惱、荒謬可笑的錯誤常常使得學習者無法獲得這種快樂感，這樣的語誤如果要記下來的話，甚至可以寫成一卷書。例如，一位傳教士曾經有一次告訴他的教眾說“救世主來到人間，四處吃餅”，他的原意事實上是“四處治病”，但是因為將一個不送氣音發成了送氣音，所以“治”變成了“吃”，又因為聲調不對，所以“病（病人）”被誤說做了“餅（糕餅）”。
有一次，筆者宴請各方賓客，坐於席間之時，曾因席上缺乏某一小物件，而喚來家中的男管家（中國人），讓他去拿來。這位管家在聽完筆者的話之後，一臉疑惑不解，想確認是否真的需要他所聽到的那樣東西，筆者給了其肯定的答複，並令其速去取來，於是他不再說二話，出去了，不大一會兒就回來了，邁著每一位訓練有素的中國下人們永遠都保持著的那種極其穩重的步伐，用盤子端著一廚房裏的撥火棒走了過來，那是一根大約有三英寸長的鐵棒，一端是個球形柄，另一端則是個削得很鋒利的尖頭。他大概認為主人是要用這根鐵棒去打爆其中一位客人的頭，但是這並不在他的幹涉範圍之內，他隻是很莊重地把鐵棒呈給了自己的主人，殊不知他的主人——筆者隻不過是發錯了一個音，錯誤地將一個不送氣音發成了送氣音。
還有一次，筆者令家中廚師在很短時間內，為一盛大的招待晚宴做好準備。為了減輕其負擔，筆者告訴他說，可以去糕點店訂購100個“女士的手指[9]”。大約在接到這一命令兩個小時之後，這位廚子坐在車轅上，駕著一馬車進到了公使館，他從馬上下來，進到了筆者的辦公室，報告說他已經遍尋京城某處，但是隻買到了64個“女士的手指”，還需要去更遠的地兒才能買到剩下的34個。筆者問廚師為何要雇一輛馬車，他回答說：“為了把買來的東西帶回家啊”，筆者接著問“你不能自己把它們拎回家嗎？”，對此，他答道：“當然不能，這每一個都有5、6磅重呢。”在聽到這些和冰激淩一起吃的小塊小塊的蛋糕竟然重到需要馬車來拉這一令人驚愕的陳述之後，筆者迅即前去查看，結果發現車裏竟是64個新鮮的牛舌頭。而這一鬧劇的始作俑者則是筆者用錯了一個聲調。
以上對漢語所作的種種陳述可適用於至少4/5的中國人口所說的漢語。雖然某些特定地區所使用的語言在發音和習慣用語上還是會帶有輕微的地方特征，但是由於大部分地方的方言和通用漢語大同小異，所以並不需要單獨拿出來另作說明，不過有一個地區是例外。這個例外由沿海的一長片區域組成，它一直從最北頭的上海延伸到了中華帝國的最南端。這片區域向內陸延伸的距離為50～150英裏。在這整片區域裏，所使用的書麵語言是和中國的其他地區是完全一樣的，但是所使用的口語卻可被分成許多種地方方言。在鄰近地區，漢字發音的差別都極大，中國人常常形容這種現象說“生活在河這邊的人完全聽不懂生活在河對岸的那邊人所說的話”。因為中國官員是不允許在其故鄉省市擔任官職即要異地為官的，所以他們在自己轄區內想要和老百姓進行交流，就隻能通過翻譯了。那些移民到美國的中國人一般都來自上麵所說的這個沿海地區，事實上移民到其他外國去的中國人也一樣。所以除去極少數人外，他們通常都聽不懂也不會說正確、標準的漢語。
關於漢語的一章無法就此結束，至少還必須提及一門無法歸類的語言，這種語言是在當代社會那些條約裏允許外國人居住和從事各種活動的中國港口裏興起的。一些外國人學習了此種語言，他們與當地中國人進行商業貿易往來的唯一媒介就是這種所謂的“洋涇浜英語”。“洋涇浜”是當地人嚐試發出“business（商業）”一詞時所產生的最終結果，所以事實上，稱呼這門語言的專業術語應該是“商務英語（Business English）”。這種語言裏的詞語除去少數一些不知何時、以何方式形成的混合詞之外，其他都是由漢語中的用詞按字麵意義對譯成英語的；但是發音則為適應中國當地口語的特點和方便當地人的理解而各不相同。下文將會提到的一係列真實事例就反映出了這樣一種交流模式有多麼荒唐可笑，又是如何有失體麵，也充分地說明了此種語言的獨有之處。讀者們也許會極度訝異，以至於對自己所讀到的這一論斷無法置信，但是不要懷疑你的眼睛，這的確就是事實，外國人和中國人當地人之間所完成的重大商業交易有9/10都是通過這樣一種怪誕可笑的胡言亂語來完成的。
一年輕男子前去拜訪兩位年輕女士，來給其應門的中國仆人很嚴肅地告知他說：“那兩個女孩不能見。第一個上邊做洗洗、洗洗，第二個出去了，做走走、走走。（That two piecey girlo no can see. Number one piecey top side makee washee， washee. Number two piecey go outside， makee walkee， walkee.）這位仆人想要說的是兩位女士中，較年長的那個在樓上洗澡，較年輕的那位則出門了。（The elder of the two was taking a bath upstairs， and the younger had gone out.）
1881年4月，夏威夷群島的卡拉庫亞王（King Kalakua）在上海之時，曾下榻於禮查飯店（Astor House）[10]的二樓套房。兩位美國紳士想要拜會國王陛下，於是某天早上就來到了這個賓館，在樓底下他們見到了老板，向他稟明了來意後，詢問國王是否在，“讓我看看”，這位老板答道，然後他踮著腳，朝樓上的中國下人用洋涇浜式英語大喊道“孩子！那個國王上邊有沒”（Boy！That piecey king top side hab got？），“有”（“Habgot”），那位下人簡短地答道。“先生們”，然後這位老板又轉過來用標準的英語對兩位年輕紳士說，“國王陛下在裏麵。請你們上樓吧。”
注 釋
[1].這裏作者所說的“九卷經典書籍”指的應該是四書五經，其中的五卷指的則應該是五經。
[2].無法查到與作者所述相符的漢字。
[3].“奻（nuán）”和“姦（jiān“奸”的繁體字）”都已不再是現在通行的漢字。
[4].這裏作者有些以偏概全，很多時候，在中國人看來，白色是清純、純潔、神聖的象征。
[5].原文中作者並未表明該位官員的名字，根據上下文可推知是曾紀澤。
[6].該書作者以撒華滋（Isaac Watts，1674-1748）被尊為英國“聖詩之父”，他留下了大約600 首讚美詩，大部分都收錄在“Wattsand Select Hymns”一書中，同時該書還收錄了其他作者所寫的一些讚美詩。
[7].這首詩歌的英文譯文中助動詞的使用多有錯誤。
[8].這指的是聲調，下文會繼續談到。
[9].根據下文，這應該是指一種蛋糕的名字。
[10].禮查飯店始建於 1846 年，當時上海開埠隻有三年時間。英國商人阿斯脫豪夫·禮查（Richard）在英租界與上海縣城之間、今金陵東路外灘附近，興建了一座以他名字命名的旅館，名為Richard's Hotel and Restaurant（禮查飯店）。這是上海最早的一所現代化旅館1860年，英國人史密斯（Henry Smith）接手經營禮查飯店，改名為Astor Ho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