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古代的經典作品，我們已經作了較多的表述。實際上，他們包含著大量無關緊要、毫無價值的糟粕；同時，我們還應當承認，其中有許許多多的內容無論對當代的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無法理解和詮釋。當最初那些東西被寫出來時，它們可能是最高的智慧或者最深刻的哲理；但是，鬥轉星移，滄海桑田，經過數百年千年之後，文字的意義可能早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其用法也可能早就不同以往，再加上許多不可探知的其他因素——從這些事實中我們不難得出結論，今天要追根溯源地探尋那些古典作品中許多內容的真諦，談何容易，不啻癡人說夢。那是一些解不開的謎團、摸不著頭腦的怪題。在這裏我們引用一句話——很簡單的一句話。它是我們隨便從《易經》中摘取出來的：“大人見虎，往見神明。”從這句胡言亂語當中我們能夠體會出些什麼呢？然而，《易經》中的這些東西比那九種被奉為神明的儒家某些內容可能還要更好一些，或者至少不相遜色。因為學生不僅要把那九種書中的每一個字都牢牢記住，而且還要時時能夠對它們作出某種解釋。以上便是中國教育的主要內容。
學校幾乎遍布大清帝國的每座城市和每個鄉村。教育受到公眾廣泛而普遍的重視。因此，如果做人父母者不能送孩子進學堂上學的話，那將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他會因此受到指責和非難。學校通常不是由政府撥款建造和維持，而大多都是由眾人的捐資和學生的學費來興建和維持。教書先生通常都是通過了某一級科舉考試的人擔任。他們的報酬很少。如果是在窮鄉僻壤的小村子，教書先生每年的報酬可能隻是75元。而在較大的鎮和城市，每年的報酬可能在150元左右。另外還有一些私塾先生，為了應付科舉考試，他們往往對年輕人采取很有特色的“填鴨式”教學手段，卻也由於常常取得成功而享有盛名。因此，他們的酬金一般也較為豐厚。
學校教室內的設備相當原始和簡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一張八仙桌上供奉著孔子的牌位，桌子旁邊放著一把供教書先生坐的椅子，這便是一間教室裏最重要的物品。除此之外，還有學生使用的很小的課桌和凳子，那些凳子恰好像木匠用的木馬。以上便是教室裏所有的家當。每名學生除了自己使用的書籍之外，還有一些紙、一塊硯台、一塊黑墨，以及一支像用駱駝毛製成的毛筆。教書先生一般都備有一把戒尺或者一根竹棍，此外還有一幅大圓眼鏡。前者是懲戒學生的苦口良藥，好像世界各地的學生對此都不大陌生；而後者則是維護師道尊嚴的必不可少的得力助手。兒童一般在五歲或者六歲時入學堂授業，有的要入學時甚至還不到這個年齡。他們往往沒有周末或者什麼假日，每天在學校學習達九個小時，直到完成我們以上所述的學業課程。在這時，學生們一般都已經達到了十八歲的年齡。每當進入教室和離開時學生都要向孔子的牌位及教書先生鞠躬致敬。他們每天都要習字作文，還要背誦一部分課文。在背誦時，學生通常都是扯起嗓子高聲大喊，一字一句，反反複複，不達目的不罷休。如果有誰沉默不語，那麼先生的棍棒或者戒尺便有了用武之地。看來，如果一個刻意用功的中國孩子的肺活量全部發揮出來，可以幾乎把教室的房頂掀翻。人們在大老遠的地方一聽到那震耳欲聾的讀書聲，便知道孩子們正在按部就班地上課。一家機器轟鳴的工廠或者熱氣沸騰的鍋爐房同中國的教室相比，便立刻成了死氣沉沉地教區墓地。
在學校裏，先生對學生完全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每個學生都是根據個人情況而學習，循序漸進。因此對於學生們來講，彼此都是相互獨立的。如果有誰完成了先生布置的任務，就隨時可以走到先生麵前，把書遞給先生，然後轉身背對著他，雙手交叉在後，把學過的內容背誦一遍。實際上，中國的“背書”，如果從字麵上理解的話，便是“背著書本”（to back the book）。“背書”便來源於這一獨特的做法。它和英語中的“recitation”一詞的意義基本相同。
有足夠的證據說明了一個事實，即中國人從整體上作為一個民族來看，他們具有很高的智商。通過他們的創作能力便可看出這一點。最近有大量的考試和測驗表明，中國的學生同西方學校裏的青年男女直接進行角逐和爭衡時，一點也不遜色於他們。有一位中國的男孩子，在香港和澳門地區的教會學校接受了一些預備教育之後，都會的慈善機構又把他送到了美國，以便讓他繼續完成學業。剛剛在幾年之前，這名學生在耶穌大學的英文寫作比賽中一舉奪魁，獨占鼇頭。數年前十二月的一個晚上，人們在北京街頭的水溝裏發現了一名被父母遺棄的女嬰，趕緊把她打撈上來，結果孩子大難不死。之後，她有幸被送往英國接受教育，最終以最優異的成績和最顯耀的榮譽，畢業於我國一所最著名的女子學院。按照西方當代人的眼光來判斷，僅從清朝政府選派到美國來接受教育的學童的表現上，便能令人吃驚地證明那個東方的大民族具有高度的智慧，是一個非常善於思考的民族。那批被選派到美國的學童共有一百二十名，年齡大多都是十一歲左右。他們的母語都掌握得很不錯，能讀會寫，但沒有人接觸過洋字碼。甚至他們當中能在我們以上所述的中國正規學校裏念過幾天書的人，也寥寥無幾。許多的美國女士在想象中認為，那些孩子不是出身帝王貴胄，便是來自豪門世家，但在事實上，絕非如此。按照中國人自己的標準，那些學童全部來自中產家庭，其家庭的年收入不過大致在200 ～ 500 元左右。那些學童來到美國之後，我們既沒有發現一丁點關於他們的行為不當的事例，也沒有發現他們存在絲毫的智力缺陷。他們以異常驚人的速度，掌握了世界上第三難學的語言——英語；然後，他們又向那一係列完全陌生的學習課程發起挑戰，並表現了傑出的頓悟和適應能力。在他們整個的學習過程中，無論從最基本的中小學內容，還是到大學的內容，也無論理科課程還是文科課程，那些學童在他們所處的班級中都是名列前茅的佼佼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的一切行為和舉止都非常得體，根本無懈可擊。我曾與那些學生中的五十一名同乘一艘客船跨越太平洋，與他們一起度過了難忘的二十五天。當時那些學生們包乘的客艙十分擁擠，條件很差。我相信，如果讓同等數量的美國青年學生也處在與他們的中國同學相同的惡劣環境之下，他們絕對不可能堅持那樣長時間的煎熬。然而中國學生不僅能夠做到，同時還表現出相當的紳士風度。他們既沒有指導的老師，也沒有負責的官員，天涯孤旅中他們就像一群失去了媽媽的孩子，然而他們卻都能夠很好地把握自己，表現出頑強的自理自立能力。最近，美國規模最大的一所大學的校長告知我說，有五名中國學生——三名中國男孩和兩名女孩，已成功地通過了這所大學組織的入學考試，被批準進入他親自負責的學院學習。他們五人中並沒有任何人在美國接受過入學前的訓練和學習，隻是在中國的都會學校裏上過一些為大學學習打基礎的課程。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在與數百人同時競爭進入那所大學的資格考試中，三名中國男孩取得了拉丁文的最高分，兩名中國女孩則取得了數學的最高分。關於中國的文盲狀況，人們對此已經多有論述和種種估計判斷。所有的那些判斷和估計都隻不過是臆測而已。因而毫無價值可言。實際上，根本不存在將判斷估計建立在可靠基礎之上的可以利用的有效資料。我們的估計隻能是，大體上說來，能夠說文解字者占總人口的比例，在中國的各個不同地區差別極大。正如我們所預料的，教育在鄉鎮和城市的普及率和文化程度遠遠高於農村和偏遠地區。有一個事實對於中國的教育和文盲問題有著決定性的意義和影響。這就是，在中國，婦女沒有受教育的權利，這一點恐怕沒有任何人會否認。在整個大清帝國內，沒有任何一所學校是向女子開放的。當然，那幾所由外國傳教士主辦的教會學校還是要排除在外的。因此，當我們對中國的文盲善進行任何判斷和估計時，全部人口中的所有女性，或者說整個人口的50%，都必須歸入全文盲的行列。
清朝政府對學校開設的課程不加限製，幾乎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我們不能作出一個結論說，現在學校的課程都是由官方圈定的。如果情況確實如此，那也隻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故事的發生是那樣的遙遠，似乎關於那一事實的官方記載早已被歲月消磨得無影無蹤了。唯一確而有據的是，在距今大約九百多年之前，唐朝有一位皇帝開創了一直沿用至今的、牢籠天下豪傑的科舉取士製度。[1]自那時起這一製度實際沒有經曆過什麼本質的變化。正像在中國的其他事物一樣，似乎剛一出現，它們就已經十全十美，至純至真，根本不需要再進一步擴充和完善，便能夠流芳百世，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