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挑水工、清道夫在為外國人服務時，也是以類似的方法向他們索取工錢。
有一次我途經日本，由於身體不適，請來了一位專門治理手腳病的中國醫生。他當時也居住在日本。見麵之後，他告訴我，其收費標準是，中國同胞每次收五美分，對一般的日本人每次收十美分，對於其他的外國人，每次一律收半個美元。我自然要不可避免地與他交談一番。在談話的過程當中，這位中國人忽然問我：
“我聽說中國駐日本公使來到這家旅館了，你知道他是來拜訪誰的嗎？”
“哦，是的。”我回答道，“他是來拜訪我的。”
“那麼你是當官的。”這個中國人說道，“否則他不會來拜訪你。”
我謙虛地承認了這個事實。談話就轉到了其他話題。當他的工作完成以後，他要了一美元，雖然他對所有外國人（除了日本人）的常規收費是50美分。他用“洋涇浜英語”強調：“既然中國公使來看你，那麼你和他的地位是一樣的。所以要同樣付一美元。這樣才合適。”
無論交易多大多小，中國人交易的一個特點是，討價還價實際是一種智力比賽，要仔細觀察並且具有古代武士的果敢的決心。人們可以聽到雄辯的語言，充滿活力的表達，自由的姿勢，就為了爭兩磅的卷心菜，一塊冰涼的煮紅薯，或者是一根黃瓜！人們引經據典，煽動旁觀的人，有理有據地論辯，指桑罵槐，就為了不到一美分。
雙方都想占對方便宜，常常是雙方都獲勝。買的人在價錢上占便宜，賣的人在斤兩上占便宜。例如，在魚市裏，人們可以見到儼然的中國紳士一本正經地提溜著一杆秤，秤杆上有三種不同的刻度，但每一種都不是標準計量，因為這秤是他買魚時用來進行討價還價的武器。紳士從盆裏活蹦亂跳的十幾條魚中選出一條，用自己的秤稱一下，再用賣魚人的秤稱一下。結果是，紳士根據自己的秤，嫌賣魚人稱的太重了；而賣魚人根據他的秤，又嫌買魚的稱的太輕了。於是，第一次唇槍舌劍的辯論便開始了。因為就那麼一條不大不小的魚，在雙方的秤上可能竟然有一斤或者半斤的出入。爭論一番之後，如果雙方各自作出讓步，便能達成妥協；如果雙方在魚的斤兩上都作了讓步，而在價格上卻互不相讓，那麼狼煙會重新燃起，而且火熱會越來越旺，每個人都振振有詞，都說自己已經仁至義盡；同時每個人都力圖向對方表明，這是小事一樁，不足掛齒，實在不值得為那幾文錢而浪費時間和口舌。但是，他們又聲稱，大千世界，朗朗乾坤，不能怠慢了正義和公道，每個人都聲稱自己是正義的維護者和堅強鬥士。要堅決主持公道，不能違心從事。就這樣他們吵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直到每個人都變得口幹舌燥，聲音嘶啞。也許這時，他們才各自作出進一步的犧牲，總算做成那筆交易。
說到底，並不是中國人特別喜歡爭辯，也並不是他們特別願意鍛煉自己的發音器官或者增加什麼肺活量。他們所真正關注的也不在於那幾文錢，而是在於贏得對方讓步之後的那種心理上的滿足感。如果顧客對商人的出價不去爭執一番，而是毫無爭議地痛快成交，那麼這名商人一定會感到失望和痛苦；他會認為自己的正當權利受到了愚弄和傷害。同時，任何一位中國人如果直截了當地接受商人的第一次報價，那麼他的夥計們一定視他為傻瓜蛋一個。
在中國，如果沒有買東西的意向卻去詢問商品的價格，那將被視為無禮的行為；同樣，如果對方告訴你商品的價錢之後，你卻不去就此理論一番，卻轉向就走，那也將被視為極端的不禮貌。比如：
“這種毛氈多少錢一塊？”一名過路人詢問大街上賣氈的商販。
“二十五元一塊。”賣主回答。
“哇！”過路人應一聲，接著走開了。小商販盯著那個人的後背看了一會兒，突然連篇累牘地破口大罵起來。所有最肮髒和難聽的汙言穢語都一齊發出來，連對方的祖宗八輩都不放過，直罵得唾沫飛濺，風雲為之變色。被罵者先是放慢了腳步，最後終於停下，轉回頭來，有點猶豫不決地走向小販，等到站在小販的攤前，他也已是怒發衝冠，一場激戰在所難免。
“你憑什麼罵我？”過路者逼視著對方道。
“您憑什麼問了價錢而不吭一聲就溜走？”商販反戈一句。
“有你那樣的價格嗎？”
“那樣的價格又怎麼樣？你是一個實在人，應當知道我們隻是要價而已。如果所有的人都像你那樣，我還能做成什麼生意？你應當停下來共同和我協商一下，確定一個合理的價格，這才是唯一正當的做法。你很明白，生意人第一次出的價格是屁事不當的。”
於是，那名過路人果然一本正經地和商販理論起來，兩人很快便爭執得熱火朝天，最終雙方就價格問題達成一致的意見，這樣，一樁交易便做成了。
順便我們可以說，中國人這種熱衷於討價還價的做法，深深植根於他們的民族性之中。它幾乎無時不在，無處不存。普通人買根黃瓜時是這樣，政府首腦與他國談判簽訂生死攸關的條約時也是這樣。他們總是要求別人多，而自己付出的少；有時也許是不願多出，而最終不得不賠本。雙方都為自己留有妥協的餘地，在真正實實在在攤牌之前，這種討價還價的前奏曲毫不例外地要事先表演一番。康熙皇帝在其聖諭當中多次使用“讓”這個字。它的意思是要妥協和忍讓，這是中國語言中最最重要的一個字。因為它是一切和諧融洽人際關係的基礎。整個天朝帝國似乎浸透了這一觀念，從而又深深影響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
中國缺乏必要的法律機製，根本不執行嚴格統一的度量衡標準，這一問題很值得研究和探討。由於沒有統一的度量衡，這就給各種商業活動中的欺詐行為提供了前提條件。杆秤在市場上經常出售，往往都有兩個刻度，一套在買東西時用，另一套當然是在賣東西時用。在買賣棉花時，不同的等級對應著不同的斤與兩的比例。商人在收購粗棉時，按十六兩一斤計算，即定斤定兩；在收購中等棉花時，他按十二兩一斤計算；而在收購最上等的棉花時，他按二十一兩一斤計算。出售布匹按尺計算。商人們毫不例外地在買進時用一種長尺，而在賣出時則用短尺。通常，用於量棉布的尺子要長於量毛紡織品的尺子。這各種不同的度量衡通常都是約定而俗成，其自身能夠取得相互抵消和平衡的效果。因為與不同度量相對應的必然是不同的價格。這種不同的度量衡除了使那些粗心大意者稀裏糊塗被“宰掉”和提供人們探討的話題之外，並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迄今為止，沒有哪一個中國人能夠發現或者能夠解釋，這種做法到底始於何時，又為何如此長盛不衰，我們隻能說，它和中國人的曆史幾乎一樣悠久。
在我們西方人看來，中國人這種毫無規則的做法正如他們其他的許多傳統習俗一樣，非常荒唐和難以讓人理解。這些習俗會突然給人們帶來種種不便，但仍受到普遍的遵奉，沒有人試圖幹涉或者改變它們。造成這一現象的唯一原因，是由於它們太古老太古老，可以追溯到洪荒遠古時期：祖宗之法不能變。我在中國的西部遊曆時，有一天乘車來到了一家鄉村小店。我發現小店的院子裏散落著幾大堆舊的車軸。驚奇之餘，我向店主人詢問這些車軸的用途。原來，是大路的寬度在小店這裏發生了變化：往西行的路比向東行的路寬出了六寸。很顯然，無論從地形上看，還是從利於交通的方麵考慮，都絕對沒有這種改變的必要。但是，那一莫明其妙毫無道理的事實卻擺在你的麵前：每一輛凡是帶軲轆的交通工具，到了這家變化莫測在隻有五十戶人家山村的小店門前，都必須按照它們東去或者西歸的方向，更換上或窄或寬的新車軸。不管是車輪滾滾、風塵仆仆已經跨越了千山萬水，還是它初上路途，一到此店，即換車軸。對於為什麼這樣做的可能的解釋是：“在那家店裏所有的車子總是要換軸。”固定在中國人頭腦中主張保存這種古風遺習的那種普遍的思想感情，是一種超越邏輯和理性，玄而又玄，無法捉摸的東西。
很顯然，在中國，由於缺乏一套嚴格統一的度量衡製度，現時又由於其傾向價值很不穩定，伸縮性極大。因此，所有的商業貿易往來便具有了極大的不準確性，其經營貿易額難以精確計算出來。要做到絲毫無誤的計算難乎其難。商人隻能在某宗具體的生意上，或者在其經營的某段具體時間內，大體上估算出自己的盈虧狀況。然而，中國人是哲學家，而不是數學家。在這方麵，他們寧粗勿細，不願斤斤計較。隻要他能夠賺錢，隻要他的事業相當紅火興旺，他可不管什麼投機倒把，甚至走私販毒；隻要財源滾滾進了自己的腰包，他就心馳神往，樂此不疲。對他們來講，做生意絕不是枯燥乏味、幹裏幹巴的物物交換。相反，它是一場智力的較量，是你死我活的拚鬥，隻有最聰明和最勇敢的人才是最終的勝利者。中國人堅持認為，隻有笨蛋和傻瓜才會按部就班盡量寸度一板一眼地把布匹賣出去，然後收取固定數量的銀子。他認為那樣做生意才真正是枯燥乏味、平鋪直敘、愚蠢透頂。那樣的話，便根本沒有什麼智慧、藝術和技巧可言。中國人還認為（在這一點上他們是正確的），隻有真正的男子漢才能真正地做成成功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