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元代典當業的發展
元朝是由我國北方的蒙古族建立的統一王朝，建都於北方重鎮大都(北京)。或由於北方文化居於主導地位的關係，關於典質業的稱謂，亦取用宋代北方習慣叫法，稱之“解庫”，並由此派生出“解典庫”之稱。這在元雜劇等文獻中常可見到。《元曲選》輯楊景賢《劉行首》劇第三折“小生姓林名盛，字茂之，在這汴梁城內開著座解典庫”。
元朝的帝王、貴族、官府，大都熱衷於放高利貸取利，這對當時典質業等高利貸的興盛無疑是個極為有利的條件。《新元史·食貨誌》載：“斡脫官錢者，諸王、妃子以錢借人，如期並其子母征之。元初謂之羊羔兒息。”斡脫，是蒙古族對回鶻人的叫法。羊羔兒類似後世所謂“驢打滾兒利”，即利再生利。王室、貴族向回鶻人放錢取利，刺激了回鶻人以此為本錢放高利貸贏利的積極性，一時回鶻人的高利貸滲透於社會各階層。
元朝寺院的質貸活動仍很活躍。據《元史·順帝紀》載，光是大護國仁於壽所貸出的錢，即多達26萬錠之巨。可見，元代典質業仍持續著唐宋以來僧俗並舉的局麵。而且，皇帝在賜賞王公貴族以邸舍、解庫的同時，賜給寺院的不止有解庫、邸舍，甚至還有酒館。由此可見，元代皇室本身即握有解庫。在朝廷的支持、保護下，寺院質貸豈能不乘機發展，與世俗爭利。何況，質貸已是南北朝以來佛寺的一項傳統蓄財方式和經濟收入來源。
（四）明朝典當業
建都南京後又遷都北京的明王朝，曆經十六位皇帝，統治中國達277年之久，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由漢族統治集團掌握政權的封建王朝。
明太祖朱元璋有鑒於前朝滅亡的教訓，采取了一係列恢複和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繁榮的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在正統之前，即在明初五帝(洪武、建文、永樂、洪熙、宣德)統治的近七十年中，明王朝的國力基本處在上升的階段，中央集權封建國家的統治是鞏固的。因朱元璋從開國之初即注重廉政、吏治之故，文獻中很少有明朝皇室貴族和官宦競開質庫與民爭利的記載。明季中國典當業伴隨商品經濟的繁榮繼續發展，但基本上都是商人資本、民間經營，並進一步出現了福建、山西、安徽等地典商為突出代表的地域性典當業行幫。其中，尤以擅長經商聞名中外的安徽典幫影響最大，經營活動分布麵最廣。明人周暉《金陵瑣事剩錄》卷三說：“(金陵)當鋪總有五百家，福建鋪本少，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鋪本大，取利僅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於貧民。人情最不喜福建，亦無可奈何也。”是知當時徽幫典商資本雄厚，並擅於經營，相形之下閩幫則有所不及。明代官方對典當業的管理比較嚴格，凡私放錢債，及典當財物，每月取利並不得過三分。年月雖多，不過一本一利。違者笞四十，以餘利計贓，重者坐贓論罪，杖一百。顯然，閩幫取利已在規定利率之上。而徽幫則未超出規定標準，強調堅持“一本一利”，即明令取締了如元代“羊羔兒利”那麼利上加利的驢打滾兒計利方法，減少典商剝削取利的幅度，既可緩解同平民之間的矛盾，亦有利於典當業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一舉兩得。在明代，除仍見有沿用“質庫”叫法以外，又有“典當”“當”“當鋪”“解鋪”“解庫”“解當鋪”等多種名稱，互相通用。
從唐末以來至明季，中國典當業發展到了一個非官商化、非寺院化的民間商業化階段。其主要表現是極少見有官當、寺庫經營的文獻記載，甚至可以說基本沒有。這同唐宋以來以及之後的情況，形成了一個鮮明的斷代性對比。在宋代文獻反映的服飾行業化特征基礎上，明朝典當業體現了皖、晉、閩等地緣性行幫與地域性商業文化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