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廣提督嶽超龍奏：“竊臣標五營兵丁，荷蒙天恩，賞銀一萬二千兩營運生息，臣欽遵酌議，在於常德府城招商開典，當經恭折奏聞，並報戶、兵二部在案。”
署福州將軍阿爾賽奏：“竊照陸路提標五營，蒙皇上賞給一萬八千兩生息以濟兵丁，臣於署任後，查前任提臣於興、泉二府各設當鋪一座。”
廣西的情況是，提督張正宗動用提標“生息銀兩”基金一萬六千兩分別在柳州、南寧、賓州三處開設當鋪，本省巡撫金拱則動用撫標“生息銀兩”基金六千兩在桂林城開設當鋪兩座。
甚至當時遠在邊陲，人煙較為稀少的地區，例如陝西安西鎮總兵所轄之地。該鎮總兵袁繼蔭也奏請開當“臣竊見安西所設岩疆，土無出產，百物價值數倍內地……臣請於（生息銀兩）一萬八千兩內支三千兩開設官店，照內地當鋪例，每兩每月三分起息”。
在當時各級領有“生息銀兩”專款的官府中，運用此款經營當鋪已經蔚然成風。據不完全統計，各旗各督、撫、提、鎮的標營中，擁有數量不等當鋪的，大約占官府總數的一半左右，這還是僅據已奏報上來的數字計算。已開設而未詳報，或原奏折已不存在的，當在未知之數。雍正後半期大力推行“生息銀兩”製度於各軍標，客觀上實成為官營典當業大量發展的催化劑。
為什麼當時從皇帝到各級官府對於由官方投資開當如此有興趣呢？這具有多方麵的原因。簡言之，一因與買地召佃收租的辦法比，開當可以不受自然界風、水、早、蟲等災害的影響，不受農業收成豐歉的影響，而且在管理上比較集中，不必麵對著分散的以百數十戶計算的佃戶，不必一一催租，也不必收集糧食轉為銀錢應支。二因與交商收息的辦法比，由官府委派官佐自營自管，比將數千兩甚至數萬兩的巨款放在商人手裏更為放心些。三因資金掌握在官府自己手裏，便於靈活調撥應支，可以隨時動用本息，官當鋪實際上都成為本部門的小金庫。四因官府每多開一座當鋪，即必能安插或照顧一些人。當時許多大吏都奏報要委派某些諸如中軍參將、遊擊之類的中下層軍官兼管官當，這些兼差當然都是有油水可沾的優差。許多老病兵丁以及官員的至愛親朋，均可進入當鋪以謀一枝之棲。這對於官府及有關官員都是方便和有利的。凡此，都是當時大量官當鋪相繼開張的原因。
（三）乾隆朝的經營模式
乾隆時期的官員，包括京官和地方官，均可以公開合法地辦理手續，納息借用“生息本銀”，而且數額頗大，這在雍正時期是被禁止的，但是到了乾隆朝，這方麵的情況也起了顯著的變化。不論中央或地方省旗，將本銀借給官吏個人，已經成為熟見習聞之事，不僅某衙門某官借去若幹、息率幾何、保結何人、按押何物、已償未償的登記等均詳明載於賬。而且，還公然將上述貸放收償的情況形於奏版，請旨處理。
這樣重要的事態發展，說明乾隆時期有些衙門對“生息本銀”的運用，已部分從以經營謀利為主轉移為以放債食利為主，而且放貸的對象主要是各級職官，從有關衙門來說，可能是認為，一切職官均應由一定衙署督管，借款給他們不怕拖欠；另一方麵，也顯然是對這些官僚的優惠照顧。因為，以一分起息，在當時社會上當然是低息，官僚們一轉手再放高利貨，僅在利息方麵即可坐得厚利。此外，官僚們用來置地買房，或用買缺，甚至用以填補賠累欠款、賄買上司，都是很合算很方便的。於是乎，相當大的一部分“生息銀兩”便被轉化為僅限於在官場範圍內流通的頭寸，成為官僚們牟取私利和調劑各種關係的周轉金。有些官僚從基金中借入成千上萬兩的銀子，成為當時“生息銀兩”製度主要的受益者。甚至，有些人由於宦情變幻、經營失敗，因而欠息不還，甚至蝕光了借本，雖然立限勒追、抄家清產，但仍無法追回，前經借出的“生息本銀”便成為“無著”欠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