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羅家遺址龍山期的文化遺存，與相鄰的孝感地區同期遺存的文化麵貌有較多的同一性，陶色陶質以紅陶與灰陶為主，夾砂陶多於泥質陶，器表多素麵，紋飾有弦紋、藍紋、附加堆紋、凸棱紋、刻劃紋、鏤孔、指麵壓印紋和按窩等等。側扁三角形鑿狀足罐形鼎、凸棱寬扁足盆形鼎為流行器物。還有厚胎杯、折沿罐，器座等石家河文化中的常見器物。（《麻城金羅家遺址調查簡報》）《中國考古學年鑒·1984》在“考古學研究”欄目對金羅家的調查材料作了報道。1996年及以後的發掘資料尚未正式公布。金羅家遺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墓葬與上述調查資料基本一致，大體上可歸屬為兩種文化性質：一種為以泥質磨光黑陶（或灰黑陶）為主要特征的屈家嶺文化，一種為早於屈家嶺文化的以泥質紅陶、夾炭紅陶為主要特征的相當於大溪文化階段的一種原始文化。
在麻西南歧亭宋埠一帶發現的這些史前文化遺存，就其文化性質，晚期的均已有定論，其歸屬為長江中遊江漢平原的新石器文化係統，即新石器時代末期的石家河文化和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屈家嶺文化。對早於屈家嶺文化的以泥質紅陶以及夾炭紅陶為主要特征遺存的文化屬性，由於現有發掘資料不足，尚處在研究過程中。1990年9月，“湖北省新石器時代考古新發現和研究成果交流”學術討論會在江陵舉行。與會代表在紀南城考古工作站標本室進一步確認出：麻城謝家墩後崗遺址下層遺存是鄂東地區有別於鄂西城背溪文化的又一類較早時期的新石器時代遺存。這類遺存，不僅在謝家墩後崗遺址有發現，金羅家遺址的早期墓葬以及歧亭遺址的某些標本都屬其類，它們與黃岡螺螄山的甲類遺存或當屬同一文化範疇。向緒成先生在《試論黃岡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一文中指出：
對螺螄山甲類遺存的分析可知，該遺存明顯地受到了來自江漢地區大溪文化，黃河中遊地區仰韶、廟底溝文化，江淮地區黃鱔嘴文化的影響。在時間上，與大溪文化中期，廟底溝類型文化，黃鱔嘴文化相當；是黃岡地區目前已知較早的文化遺存，螺螄山甲類遺存地方特征比較突出，很可能是一種具有當地特色的考古學文化。
目前，對長江中遊新石器時代較早文化遺存的性質和區域類型的研究，有孟華平先生的著述《長江中遊史前文化結構》一書。該書把這類遺存歸入邊畈文化和油子嶺文化。
邊畈文化主要發現在漢東地區，目前報道的材料少，其分布範圍不詳。早期以夾炭紅衣紅陶為主，少量黑陶，細繩紋較多，還有按窩紋等。晚期夾炭陶減少，流行弦紋、刻劃紋和戳印紋。典型器物為鼎數量最多。它相當大溪文化早期，絕對年代在距今6900─5900年左右。
關於邊畈文化的性質，有的認為屬於仰韶文化，有的將其稱為“類似黃岡螺螄山文化類型的遺存”，筆者同意關於邊畈文化的認識。
油子嶺文化主要分布在漢東地區，分早中晚三期和三個地方類型，其中以漢東地區油子嶺類型的發展序列比較清楚。鄂東南地區，形成劃城崗類型和螺螄山類型。陶器中黑陶逐漸增加並占主要地位，流行弦紋、鏤孔裝飾，出現快輪製陶技術。典型器物為鼎、彩陶碗、彩陶杯、圈足罐、高領罐、盆、子口豆、斂口碗、附杯形耳圈足盤、壺、曲腹杯、器座等。它晚於邊畈文化，相當於大溪文化中晚期，絕對年代約為距今5900─5100年左右。
通過以上資料的羅列，和對相關文化性質的研究與階段性認識可知，大約在距今6000—7000年前，歧亭一帶便開始有了人類的活動。先民們在舉水兩岸（以舉水之陽居多）的較高土墩或低崗邊緣，壘土為室或構木為巢，過著以漁獵和采集為主要食物來源的原始生活。川流不息的舉水河，有著不竭的捕魚資源，遺物中的網墜、釣鉤等遺物便是從事捕魚的實物遺存；西邊的崗地及稍遠的丘陵山地，又為獵狩野生動物提供了天然場地，大量各式箭鏃等遺物的發現，是原始狩獵生活的實物見證；亞熱帶季風性濕潤氣候適宜的植被物種更是十分廣泛，為其采集野生果實提供了取之不盡的資源。其時可能已逐步開始原始種植的農耕和蓄養動物，但還不占生活資料的主導地位。先民們繁衍生息，不斷發展，在相當於城背溪至大溪文化晚期階段，其生活範圍僅限於歧亭至宋埠一帶；至屈家嶺文化中晚期，其範圍已發展到城區閔集一帶的大片衝積平原；至石家河文化的新石器末期遺存，已發展至舉水河幹流和較大支流的穀口地帶和寬穀地帶。在長江流域史前人類發展的進程中，其支流舉水河占有不可低估的位置。舉水流域史前原始文化發展的軌跡，正是中華史前人類發展的一個縮影。
曆史遺存
進入曆史時期以後，歧亭一直都是十分活躍的曆史舞台，無論是非物質的人文文化遺產，還是物質的文物遺存；無論是隱埋在地下的古文化遺址，還是顯露於地上的曆史古跡，無不見證著歧亭曆史的發展脈絡，譜寫著歧亭曆史的輝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