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座墓共出土器物262件。陶器109件，有鬲、盂、鼎、盉、敦、壺、鈁、盒、盥缶、罐豆、方蓋豆、盤、匜、勺、高把壺、敦形器、器蓋及印紋硬陶罐。銅器計142件，有鼎、敦、壺、盤、匜、勺、杯、劍、戈、矛、鏃、車毄、馬銜、蓋弓帽、蓋把箍、锛、削等。其餘為木、石器。
根據陶器的器形及組合情況，將這些墓葬分為五期。第一期：M3，出日用陶器，其年代當在春秋中期為宜。第二期：M4，出仿銅陶禮器，年代定為戰國早期。第三期：有M1、M5二座墓，M1出有銅禮器一套，伴出陶鈁，年代定在戰國中期前段。第四期：M6一座，該墓年代定為戰國中期後段。第五期：有M2一座，相應年代為戰國晚期。
麻城地處鄂東北，為鄂豫皖三省交界，近楚國邊地。根據這6座墓葬年代上限來看，楚國勢力發展到此不早於春秋。到春秋中晚期以後，楚文化在鄂東北已占有主導地位，同時還反映出這裏的楚文化具有不少地方特點。因此，這六座楚墓的發掘在楚墓和楚文化研究中有著重要價值。（《麻城楚墓》）李家鏁春秋楚墓1993年，為配合京九鐵路漢麻聯絡線工程施工，對位於歧亭鎮以北約12公裏的宋埠鎮紅梅山村李家鏁墓地進行了清理發掘。《考古》2000年第5期，對發掘材料中的春秋楚墓進行了報道：
李家鏁墓地處在中部河穀衝積平原與丘陵相連處，西南距宋埠鎮約4公裏，其南為舉水水係，東北約400米為一座戰國至西漢的女王城古城址。墓地所在的李家鏁，是一塊南北走向的橢圓形並高出周圍農田約8米的紅砂岩崗地，崗地南北長300米，東西寬210米。根據當地老百姓反映，“文革”期間在此平整土地時，曾破壞大批墓葬，在紅砂岩露頭的地段迄今仍可見到一座座被當年破壞的墓坑。為配合京九鐵路建設工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墓地進行了勘探和發掘。共發掘墓葬98座，其中春秋墓葬12座，餘皆為西漢墓。現將這批春秋墓葬報道如下：
12座墓葬除M48稍大外，餘皆為中小型豎穴岩坑墓，坑壁光滑平整。由於地層含沙量較高，墓葬棺槨均已腐朽，僅少量可見痕跡。墓葬方向以東西向為主，極個別為南北向。其中有3座墓被西漢墓打破，墓中僅見少量銅器附件和銅渣，其餘9座墓均保存較好，各墓均出有銅器。
出土隨葬器物共76件，分陶器、銅器和玉器三大類。陶器8件，器類組合為：鬲、缽、豆、罐、器蓋等。銅器62件，其中銅禮器29件，器類有：鼎、敦、鬲、缶、盤、甗、簋、勺、匕等；兵器17件，主要為劍、戈、矛、鏃；玉器5件，器形有玉珠、玉飾、玉玦和玉觿。另出土有車馬器335件，主要為車、馬銜、銜、馬節約、環以及各種車飾件。在一件銅鼎蓋內刻有“楚之石沱”的銘文，在一件銅鏁底陰刻一“王”字。
通過對隨葬器物的比較分析，這批墓葬與鄂西、丹水流域及江淮間已發掘的春秋楚墓文化麵貌一致，年代可推定在春秋晚期，其中有的可到春秋晚期早段。墓主身份多屬楚國士一級階層，極有可能屬楚國的軍旅階層。
關於墓葬的分期與年代以及墓地性質與銘文銅器之墓主，武漢大學考古教研室主任王然博士等作了進一步的研究與分析（《江漢考古》2000年第4期《麻城李家楚墓考析》）。王然先生認為：
這（12座墓中的）6座墓位於同一個墓地，同屬一個等級，而在器物的組合、形製上卻有很大的不同，那麼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極有可能就是時代的差別。
我們可將6座墓分為四組，各組的年代由於沒有紀年墓，隻能進行橫向比較。第一組M78、M70，年代定為春秋中期晚段；第三組M14，年代為春秋晚期後段；第二組M42、M1，銅器從類型學上觀察，處在第一組和第三組之間的過渡形態，應定為春秋晚期早段；第四組M16，年代應定為春秋末期到戰國初年為宜。
關於李家鏁墓地的性質，我們認為，這些墓葬同族又同類，相聚著在一起，它反映這些墓主人之間有一種血緣關係。這些墓葬分屬不同的時代，則明確標明了這些有血緣關係的墓葬分屬幾代人。因此，李家鏁墓地極有可能是某一貴族的家族墓地。
M70銅鼎銘文“楚茷之石沱”。楚為國名，茷為人名，石沱為鼎之別名。M70屬這批墓葬最早的一期，也是身份最高的一座，是這個家族墓地的開創者的墓。進一步來說，李家鏁墓地應該是茷這個家族的墓地。《簡報》認定M70所出的茷器為鄢陵之戰的公子茷是可取的。公子茷在鄢陵之戰中被俘，不久後即又回到了楚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