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
與孝感鄉人口的動態平衡
我們以明初麻城的9萬人為基數，以6‰的遞增率計算，到成化八年，麻城總人口應該約有9。6萬人。據表1知麻城成化八年實際約有7。2萬人。也就是說，麻城全縣人口輸出能力隻有約2。4萬人。那麼，孝感鄉大量輸出的人口是從哪兒來的呢？
下麵，我們再來討論一下有關麻城和孝感鄉的人口來源問題。
元末明初，江淮之間陷入長達十餘年的戰亂當中。西有陳友諒，中有朱元璋，東部則有張士誠，各路英豪崛起，相互廝殺火並。人口的急劇減少，使這一區域成為戰後移民充實的主要地區。
麻城縣位於大別山與長江之間，境內多高山丘陵，隻孝感鄉全部為土地肥沃的平原，自然成為移民們定居的理想選擇。
民國麻城《陳氏宗譜》稱：“我始祖陳太大人，係江右饒州府人氏也。饒州生齒繁庶，穿木為田，難容耕鑿。開科擢起，有文、武二公，乃太祖同胞昆弟也。始祖意欲各立門戶，聞紅頭巾作亂，殺戮甚眾，土曠人稀。太祖乃拋棄故裏，自饒曆鄱陽風濤，經曆險阻，至湖省黃州府，訪黃麻二縣界地，名黃泥畈落釵河古刹天齊廟一帶，此處人心醇而風俗厚，遂以旅人寓焉。”
乾隆麻城《胡氏族譜·序》則稱：“始祖勝三公生元順帝年間，原籍江西南昌府豐城縣，羅塘乃其居址。爾時初被徐兵凶毒，繼而友諒肆虐，而江州豫章之地，日無寧所，草木皆驚。一時望風遠走者，正不止我祖矣。及洪武定鼎遷麻，其偕來胞兄榮一榮二，各居一處，我祖勝三公始析居茲土。”
民國《馮氏族譜·序》曰：“我族始祖念三公，由江右遷麻，至德榮公，乃念三公之次孫，即我分三世分支祖也。”又載舊譜（順治元年）敘曰：“馮氏自宋元以來，曆世二十，經年四百餘矣。記始祖念三公，五世而有月潭公，元季隨父避兵，迨至有明平定而後複業。”
光緒《淩氏宗譜》：“吾祖自始祖受輔公肇基於麻邑也久矣。緬維故都，則江西南昌府南昌縣劉伶衛大栗樹白石嘴。於明洪武六年偕妣而來。”
民國《彭氏族譜》：“（本邑）外籍不一，而江右獨多。以餘所見，逮餘所聞者，皆各言江西雲。夫邑之來江西者不止萬族。”
乾隆《鄒氏族譜》：“自始祖遷八公以元進士由江西來守於黃，因卜宅麻城之西北點兵。”
光緒《鄧氏宗譜》：“至元明遞嬗之際，流離轉徙，喪亂初平，我祖南坡公始由南昌寄籍於麻城。”
宣統《黃安鄉土誌》記載的35個氏族中，有23個是從江西遷來，占65。7％。其中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周氏家族，因為曹樹基先生以為：“在麻城縣誌中，該家族中有40人名列其中，考中進士者竟有15人，是當地一赫赫有名的大家族，其來曆不詳，亦極可能為土著。”但光緒《麻城縣誌》卷33有一篇王世貞的《周魯山先生墓誌銘》，對周氏家族的來曆記得非常清楚：“周之先不及考也，考自元末而有受七公者，從饒之鄱陽徙於黃，遂為黃麻城人。”
這樣的例子我們同樣可以舉出很多，你如果在麻城隨便問起誰的祖籍地，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會告訴你是江西，就像四川移民都說祖籍麻城一樣。
正是由於這些源源不斷來到麻城的移民，使麻城的人口不斷得到補充。以至全縣總人口不僅不見減少，有時甚至有所增加（見表1）。
曹樹基先生在詳細分析江西遷入黃州府的人口情況後說：“洪武年間的黃州府有64。2萬民籍人口，加上黃州衛和蘄春衛的二衛軍人及其家屬，折算之共有軍籍移民3。4萬人口，合計全府人口總數為67。6萬。……民籍人口中至少有5萬人口遷往毗鄰的德安府，因為路近，他們不大可能馬上在新地取得戶籍，而實際上他們已不在戶籍所在地生活。所以減去5萬人口，全府人口為62。6萬。其中移民人口占其62％，共有38。8萬，移民人口中江西移民共有33。8萬。……而民籍移民為30。4萬。”（《中國移民史》第5卷第133頁）這30。4萬人口，至少有10萬人遷入麻城（不包括占移民人數13％的從江西以外遷入麻城的人口），而入居孝感鄉的人口當在6萬以上。
江西師大方誌遠教授認為，“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首先“填”的都是平原及丘陵區，而“湖廣填四川”幾乎是與“江西填湖廣”同時發生的。（《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第81頁）事實正是如此，大規模遷入的人口，保證了孝感鄉人口的動態平衡和巨大的人口輸出能力。
至於江西民眾大量湧入江北地區的原因，我們讚同主要是逃避重賦的觀點。江西在元末屬於陳友諒的勢力範圍，即使在朱元璋統一全國以後，其殘餘勢力仍然對明政權構成威脅。因此，江西地區長期遭受著明朝統治者的“重賦”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