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黃、麻、蘄之東山山砦，入國初屢勞王師，蓋亦有同情者。吾發篋陳書，而知康熙十三年東山一役，猶是明季蘄、黃四十八砦之遺，不盡關吳三桂滇、黔之聲應；特自李有實納款後，積十九年觀望事機，藉滇、粵、閩各藩之變而圖一逞耳……其時，武昌知府於成龍招撫，詳言東山一帶舊日招撫遺民為縣役，以偽劄恫喝，並訛傳劄內姓名及遠出歸家、形跡疑似之人，因之人人有莫保之勢。官又濫刑取供，劉啟禎乃乘之而起……厥後成龍卒，孝感相國熊賜履為誌銘，稱黃郡蘄、麻數邑多崇山峻嶺，曆來盜賊盤踞，伏莽未靖，上官欲借公才望以鎮之……而朝珍、成龍所言情詞隱約，巧為輕比；特不欲以明遺正義，大其事而高其名耳。大抵官府吏牘避重就輕，往往如是。故於啟禎之名諱而不言，但稱君孚以入吏牘；紀載因之。是則當時以故明名號為幟誌，鑿然無疑。而況啟禎者，字君孚，兼用天啟、崇禎年號，示不忘故君；其字亦以示崇信故君也……他縣明遺民謂啟禎背約，不應為官招撫；相與圖刺，未成。初，啟禎之主明遺相號召也，凡不慊於十年撫局者皆歸之，勢甚盛。成龍欲假其力，而又患之。及金龍既禽，成龍亟典衣分俸，得百金，賞啟禎；眾皆不平，謂啟禎匿金龍，何反被賞。成龍曰：“金龍之禽，實由君孚密計，君等不知耳。”其黨以為然。又見啟禎得百金不讓，於是益疑啟禎實賣金龍，其黨遂稍稍散去。成龍又縱間以離其親屬。啟禎計益窮，故於士榮之起，力持剿議，以其黨均相仇也。久之，竟鬱鬱以死。
我們今天來看鮑世榮等人的起事，就會有更公允的看法。他們雖然乘吳三桂叛亂揭竿而起，甚至與吳三桂的部下有所勾搭，但他們是出於反清複明的目的，認為自己是奉明為正朔的大義之師。而於成龍作為清廷官員，他認為朝政已定，人們不應拘泥於滿漢的名分而再起烽煙去反清複明，令百姓再遭戰禍之苦，吳三桂朝三暮四的叛亂更是大逆不道。因而，他始終認為他平定東山是正義之舉。用曆史的觀點來看雙方，我們不能妄評誰是誰非。筆者不同意《辭海》（1979年版）“於成龍”條的說法——“采取欺騙與武力相結合的手段鎮壓人民”。撫不等於欺騙，於成龍愛民之心天日可鑒，愛民之舉，有口皆碑。
縱觀於成龍在第一次、第二次平定東山之亂時所采取的政策和他在羅、合、歧時所采取的治盜措施，可見他確有獨到之處，並不拘泥於陳規舊律，而是因時而異，因事而變。就剿匪平亂而言，他時寬時嚴，有時脅同者同罪，有時不僅脅從者概免，即使主犯都不究前非。於成龍的法治思想，在中國法學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他的法治思想不僅受到韓非等人的深刻影響，而且帶有儒、佛、道三家思想的混合色彩，而理學色彩尤濃。由於曆史性的偏見，他在法學史上的貢獻一直不為專家和學者所正視，而常被劃歸劊子手一類。
於成龍法治之功的影響，並非局限於黃州一隅。三藩亂湖南、湖北之時，河南省的羅山縣民揭竿而起。大兵進剿，采取趕盡殺絕、雞犬不留的殘酷政策。起義軍走投無路，竟然隔省投奔於成龍，要求避難。於成龍深受感動，也深感棘手。他先將投奔人員安置於城內，給以食宿，同時請張朝珍向河南巡撫求情，要求將投奔人員一律赦罪，並保護投奔人員的田園家宅不受侵擾和吞沒。張朝珍求情得準後，於成龍發給投奔人員路費，送回河南。
羅山投奔人員剛送回河南，安徽六安一帶的農民又舉行武裝起義。六安一帶連年災荒，官府不僅不體恤，反而敲骨吸髓，以致民不聊生。恰好吳三桂散布偽劄，煽惑起義，以此來挖清軍的後牆，牽製清軍的力量，於是烽煙四起，地方大亂。六安雖隻是一州，但地處江西、湖廣、河南三省之交界，因此清軍視之甚重，準備會集三省的駐防官兵血腥鎮壓。
於成龍向張朝珍上稟，主張招撫在先，剿滅在後，並以雖隔省治但都是朝廷赤子為由，懇請讓自己代命招撫。於成龍的請求被批準後，不避越俎代庖之嫌，鄭重其事地寫成《招撫六安州麻埠諭》，送到六安起義軍手裏，希圖以一紙文書，代替百萬大軍。在文中他很體諒地說：“照得歲比不登，小民失業者，眾困於衣食，往往相聚為非。原其初念，豈便甘心作賊？不過計窮無聊，希延旦夕耳。朝廷知爾民之苦，故投誠歸命者，概從寬宥，分別獎賞，各省督撫久悉此情節。”接下來曆訴自己單騎收複蒲圻和隻身平定東山的經曆，以及幫助河南羅山起義軍脫難的過程。為了進一步打動起義軍之心，他首先肯定起義軍全是“朝廷赤子”，至於起亂，隻是由於“勢豪所迫”，或為“饑寒所驅”，或“疑信亡命之徒假造偽劄所騙”。反複說明自己“如此苦口婆心，無非是欲得爾民生全”，起義軍萬萬不可聽信吳三桂而冒萬死一生以試於虎口。一旦四省會師進剿，吳三桂遠水不解近渴，況且吳三桂自己現已陷於江西、湖南的戰火坑裏脫不了身，真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怎能保爾起亂之民！
最後於成龍勸諭六安百姓“或有難白之隱情，切膚之痛楚，以及饑寒科役、仇傾勢挾種種苦情，不妨赴本府投訴，本府一麵移令爾府官司善為安插，一麵飛詳本省撫憲轉谘爾省撫憲，求其寬宥賑濟，一如羅山等處事宜，決不食言。其有才力過人，誌懷報效者，本府定保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