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華南族群的認同
華南族群是一個外延廣泛的概念，大而言之，它包括漢族族群和少數民族族群，即土著族群和客居族群；縱而觀之，它又可分為古代族群和近現代族群。動態地看，古代族群是近現代族群的始源，近現代族群是古代族群的延伸或再生，漢族族群與少數民族族群又互為涵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方麵，漢族自古以來就並非一單質族群，它是由許多古代族群在不斷地互動中混血而成的。進入秦漢，華夏民族在其完成了向漢民族的轉化過程後，更以其強大的吸納力和凝聚力涵化了更多的少數民族族群，表現在華南地區也是如此；另一方麵，也有一部分漢族南遷後在周圍少數民族土著族群的汪洋大海中，受其感染，在互動中逐步涵化於少數民族土著族群，如今廣西部分壯族高欄人，少數自稱為“山子瑤”的瑤族等即是。
在複雜多變且又動態發展的華南族群中，少數民族的族群認同已有不少專史作了論述，筆者在此僅以漢族的南遷為基本線索，以漢族族群間的認同為基本內容來探討華南族群認同。
（1）族回族稱認同
華南漢族族群中之所以會形成廣府人，是與漢族的入粵，以及入粵漢族與粵地少數民族土著族群的互動有密切的關係。前已述及，先秦之前聚居在粵西北、桂東北和湘東南的蒼梧，春秋戰國至秦相交時逐漸南移到珠江三角洲一帶，西漢初年趙佗在此建立南越國，蒼梧人遂認同於南越國，改名為“南越人”。之後，入粵的漢族又定居在珠江三角洲等地，並以番禺（今廣州）為中心聚居，從而構成了與蒼梧南越人的長期互動，秦漢以後，這些少數民族土著族群漸次銷聲匿跡，在互動中認同於漢族了，現今粵語中既有先秦嶺南土著族群古台語的底蘊，又有古漢語的留存，原因蓋出於此。另一方麵，嶺南的土著族群俚人也在入粵漢族的互動中認同於漢族而“同之齊人”了，[59]此其一。
其二，眾多族群合流為一形成廣府人而認同於“廣府”這一俗稱，是由廣州在廣東的中心地位決定的。當元末明初南雄珠璣巷人大量遷往珠江三角洲後，與這一帶的族群逐漸融為一體，而他們聚居的南海、番禺、順德、東莞、新會（今寶安）、三水、增城、龍門、香山（今中山市）、新會、新寧（今台山）、從化、清遠、連州（今連縣）、陽山、連山等1州15縣改路為府而統轄於廣州府，“廣府”之名遂成為這一地帶漢族的俗稱。而由於廣府人以講粵語為特征，故粵西南、粵中，以及桂東南講粵語的漢族均被稱為廣府人。可以說，廣府人這一族稱是地域認同與語言認同合力的結晶。
客家人的族源認同又是怎樣的呢？“客家”名稱的由來與客家人的形成有密切的關係，是其族群自我認同與被認同的高度體現。陳支平教授認為：“明中葉以後，隨著人口對於土地的壓力增強，以及商品經濟的發展，逐使客家人衝破閩、粵、贛三省交界邊區的界限，向廣東南部擴展，從而與這裏的原有漢民發生嚴重的衝突。閩、粵、贛三省邊區居民為適應外移過程中所發生的矛盾衝突的需要，他們自身團結和族群凝聚的意識空前高漲，族群的自我意識和標榜便有了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於是，閩、粵、贛邊區居民索性利用當時逐漸俗成的名詞，自稱為‘客家’，從此以後，‘客家’這一名詞逐漸見諸於各種文獻記載之中，客家人的群體也從這一時候開始形成。”[60]這是自我認同的一種體現。同時，它也是外部汙名認同的殘存。“十六十七世紀之交，粵東的居民向西南遷移，進入廣東南部的海豐、歸善地區，繼而博羅及廣州府北部，於是，當地居民與移民的摩擦衝突不斷出現，並且爆發了許多次大規模的械鬥衝突。隨著這種衝突的出現，原先廣東南部的當地居民，蔑稱外來移民為‘客民’。也正是大約在這個期間，‘客家’這一名詞開始出現，並逐漸在地方和政府的文獻中引用。”[61]
由此可見，“客家”名稱是明中葉出現的，開始是作為他稱而出現，但是，隨著官方的使用，加上在族群衝突中族群自我意識的強化，“客家”之稱遂得到了其自身的認同而演化成了自稱。
而閩南福佬人的族稱認同則比較複雜。閩南福佬人在福建和台灣稱為“閩南人”，在廣東、海南則稱為“福佬人”，在香港又被稱為“鶴佬”。[62]一般認為這一族稱是由“福建佬”轉化而來的。但也有人認為，“福佬”一詞與“河洛”有關。河洛二水之名，其地在古都洛陽一帶。從西晉永嘉之亂到五代中原大亂，中原漢族大批遷徙到福建，他們從河洛地區帶來的語言沉澱在福建形成的閩南話，亦稱“河洛”話，音轉為“福佬”話。故“福佬”並非“福建佬”，而是講“河洛”（福佬）話的人之意。[63]筆者認為，閩南福佬人在福建之所以被稱為“閩南人”，是因其操閩南方言而得名；在廣東被稱為“福佬人”是因潮汕等地的閩南人是從福建遷入廣東的，而“福”卻源於“福山”，[64]故被廣府人稱之為“福佬人”。[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