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不少地方壯族自認為是古代漢族的後裔，韋姓說自己的祖先是漢時韓信，莫姓祖先謨威烈，覃氏祖先譚三耀等。[72]這種“壯族漢裔”和“土話漢人”的現象，是不是折射出了自秦至隋唐入桂漢族被涵化於少數民族土著族群了呢？從族群互動的觀點來看，那時或避亂，或放謫，或經商，零星入桂的漢族，在汪洋大海的少數民族土著族群麵前，很快就被土著化了。所以，自秦漢至隋唐入桂的漢族必有相當一部分涵化於土著族群。但這種涵化也是互相的，這些人桂的漢族雖然認同了少數民族土著族群，但在經濟文化上一直較先進的漢族的思想觀念卻不可避免地被帶入了土著少數民族族群之中。因此，上述的文化認同現象，正好又折射出了入桂漢族土著化的互動現象。
廣西的桂柳人成墨漬式主要分布在桂北及桂西北、桂中和桂東北部分縣城。桂柳人的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第一，自我認同，這是桂柳人區別於其他族群的核心要素。眾所周知，桂柳話是西南官話中桂林話和柳州話的俗稱，桂柳人因以這種方言為基本特征而得名，這是其自我認同，也是語言認同的最主要表達方式。第二，外部認同。桂柳人的外部認同與其形成有直接關係。有明一代，廣西各族人民始終沒有停止過反抗明王朝統治的鬥爭。在這樣一種態勢下，與廣西各族人民的反抗鬥爭相對的就是明王朝政府不斷派軍隊入桂屯兵駐守，圍剿鎮壓。據《明實錄》載，與桂柳人的形成有直接關係的桂北、桂中，以及桂西北的桂林、柳州、慶遠、南丹等地大多是明朝衛所駐軍之地。據統計，僅明代後期在廣西的衛所就有8衛20餘所，並且一直“許攜家屬”。[73]這就是今天桂柳人大多聚居在城鎮曆史根源之所在。與此同時，明統治者還大量地從中原移民入桂屯田。
這樣，明王朝的政治統治和軍事鎮壓與廣西壯、瑤、漢等各族人民的反抗鬥爭構成了明朝廣西，尤其是桂北族群互動與認同的主線，一方麵，這種操西南官話的入桂衛所駐軍及屯田軍民（即桂柳人）與周邊少數民族族群由於畸形的互動而產生許多方麵的邊界；尤其有趣的是，這批漢族移民與明以前人桂的平話人雖同屬漢族，卻因操不同的漢語方言，而界限分明，在交往互動中其心理認同意識也是迥然有別，從而不被其他族群所接納或認可，並因上述特征而被稱之為講“軍話”的“軍人”。
（2）語言的認同
除族源認同外，語言認同也是華南族群認同的又一重要指標。限於篇幅，本文僅就五種主要漢族族群的方言的形成來探討其與其他族群語言認同變異的規律。
粵語。早在公元前401年，楚悼王平百越時，入粵的楚人就把楚文化帶到了包括廣東在內的百越地區，與此同時，他們所講的楚語與先秦嶺南少數民族土著族群的語言，即語言學上所稱的古台語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互動和涵化，從而形成了既保留了嶺南土著越人族群古台語的語詞、語音和語法特點，同時又吸收了許多楚方言成分入內，從而構成了“先秦粵語”。換言之，“先秦粵語”是古台語與楚語相互認同的結晶，古台語與楚語的互動認同為粵語的形成奠定了第一塊基石。在秦漢自三國的三百餘年中，先秦粵語又受中原漢語的影響而逐漸認同於漢語，從而蛻變成一種既受中原漢語強烈影響，又保留了先秦粵語基本特點的漢語方言——“秦漢粵語”或“秦漢白話”。進入魏晉南北朝後，隨著漢族以及秦漢時更大規模地入粵，粵語認同於漢語的趨勢更加明顯，主要表現在：第一，接受更多的漢語共同語的特色；第二，受北方書麵讀音的影響更多；第三，對漢字的認同。北方人雖不懂粵語，但寫成漢字卻是相通的，這就是“南朝粵語”的特點。唐宋以後，粵語以其自身的特點極其明顯地向兩極發展。一方麵，受北方漢語的影響，進一步形成一支既有相對獨立的語音體係、詞彙係統及語法結構，又與北方漢語共同語的語音有較為嚴整的語音對應規律[74]的方言，使得粵語日趨成熟。另一方麵，“先秦粵語”的特點卻使它在與北方漢語的差距在越來越大的方向上發展，“從原來的‘求同’（受中原漢語的影響，接受它的同化）轉而向‘求異’（自身的演變）的方向上變化了”[75]。
閩語。閩語源於春秋時的吳越語，春秋戰國時的楚語及古台語。先秦時，先秦閩語脫離吳語的影響而開始接受中原漢語的影響。魏晉南北朝時，閩語一方麵接受吳語的影響日趨減少，另一方麵直接接受中原漢語的影響日漸增多，到唐代時已完全脫離吳語，而形成一支與吳語有明顯差異的獨特的方言。宋時，其作為一種獨特方言已頻頻見諸記載，如《集韻》“沝”字注：之誄切，閩人呼水也。可見世人已認同了閩語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