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嶺話的形成情況極為複雜。徐傑舜在《雪球——漢民族的人類學分析》一書中曾對桂北平話人的形成做過分析探討，他認為：
解放初期廣西土著族群的情況這麼複雜，那麼自二千年前秦漢至近千年前的隋唐，廣西少數民族土著族群的情況不是更為複雜嗎？不僅是複雜，而且入桂的漢族與之相比，無論在地域上，還是在人口數量上可能都不能與之相匹敵，這種情況時代愈早反差愈大，所以為什麼秦始皇經略嶺南，入桂的秦軍久攻不下，打了三年呢？從族群互動的觀點來看，那時或避亂，或放謫，或經商，零星入桂的漢族，在汪洋大海的少數民族土著族群麵前，很快地被土著化了。所以，：《宜北縣誌》雲：“自漢迄清，漢人自外省遷入，以由山東而來為多，湖南次之，因久相染，均歸同化。”但是，如果入桂漢族或屯田，或留成，或移民實邊成批量地進入，情況就會不同，即他們雖然可能與土著族群發生文化的互動，但不可能被完全同化，如柳城平話人中被稱為“百姓人”的入桂漢族，：“聞其先多遷自湖南，散居於縣境北部，古砦、洛崖、大埔等區，情頗誠樸，較壯族勤勉努力，然以居留年代已久，其風俗習尚一部分漸為壯族同化”。[59]所以自秦漢至隋唐入桂的漢族必有相當一部分已同化於土著族群，但這種同化也是互動的，這些人桂的漢族雖然認同了少數民族土著族群，但在經濟文化上一直較先進的漢族的思想觀念卻不可避免地被帶入了少數民族土著族群之中，加上漢族基本上占據著全國的統治地位，所以出現壯族韋姓“漢裔”的認同現象就不足為奇、也不足為怪了。這種文化認同現象的出現，正好折射出了入桂漢族土著化的動現象。與此同時，自秦漢至隋唐沒有土著化的入桂漢族也就開始形成為桂北平話人。
正因為桂北平話人是在成批量地遷入廣西的，才有可能在某一個地方形成與土著族群文化相抗衡的社會文化力量，所以他們能頑強地保留漢文化。但是，由於在自秦漢至隋唐的約一千年的曆史上入桂的漢族有時代先後之不同，又有遷出地之不同，各自帶入廣西的語言和文化都具有時代性，沉澱下來造成了桂北平話人的差異。所以在桂北平話人形成的過程中就出現了“族群島”式的分布狀態，都操桂北平話，但相互之間又不能通話。所以桂林郊區、臨桂和靈川的桂北平話人，融水、融安、羅城、宜州被稱為“百姓人”的桂北平話人，三江被稱為“六甲人”的桂北平話人之間均不能通話，且風俗文化也各異。這表明桂北平話人沒有明顯的形成過程，他們的形成是自秦漢至隋唐入桂漢族曆史沉澱的結果。[60]
五嶺一帶及至宋代，湖南西部和湖南南部，廣東北部及廣西東北部已成為瑤族的主要分布地，《元史·順帝本紀四》卷四一中已有“賀州瑤”之稱。因此，宋以前（包括宋代在內）遷入賀州的漢族雖然“為數極少”，但他們必然會與活躍在臨賀一帶的“賀州瑤”發生互動。這一點，我們在本地話中得到了證明。據盤美花和韋樹關對本地話的分析發現本地話中古幫、端母今讀b、d，心母今讀f，這在漢語方言中非常罕見。但我們卻發現，使用人口占瑤族總人口半數以上的勉語在吸收漢語借詞時，漢語的古幫母字都讀作b，古端母字都讀作d，古心母字都讀作f（新借詞除外）。
本地話中瑤族勉語成分的沉澱，說明宋代及宋代以前遷入賀州的漢族移民在與瑤族的互動中同化了部分瑤族，從而造成了本地話的語言底層沉澱下了瑤族勉語的成分。這種漢口互動的情況在元代“瑤冠以其眾起賀州富川縣之境”[61]的賀州來說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本地人之所以被稱之為“本地人”，是因為他們遷入賀州的時間早於賀州其他漢族族群，且與當時當地的瑤族發生互動，同化了部分瑤族，從而成為賀州最早的一個漢族族群，明代大批漢族移民的遷入，一般情況下，都與本地人認同，從而又使本地人成為賀州人口最多的一個漢族族群。
由於本地人遷入賀州的時間在賀州漢族族群中屬最早，故而後來形成的漢族族群，如都人、客家人等就稱他們為“本地人”了。而他們自己也認為自己的其他漢族族群入賀早，故而也自稱“本地人”。所以“本地人”既是自稱，又是他稱。“本地人”之稱本身就劃清了本地人與賀州其他漢族族群的曆史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