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互動與認同是族群關係的兩個主要方麵。互動是認同的前提和基礎，認同是互動的結果和實現。要深入探討族群間的認同模式，必須首先探討其日常生活中互動的狀況。
一般來說，各族群在長期的臨界態勢下，大多會產生諸如語言、生產生活、經濟交往、婚姻關係、社交禮儀等方麵的互動。賀州族群間的互動是頻繁而又複雜多樣的。
一、語言互動：各族群在臨界，甚至跨界的互動中，語言互動首當其衝，因而產生許多複雜而又奇妙的語言互動現象。尤其是不同的時期，在不同的場景下，這種互動又會靈活多變，從而顯示出互動的動態多變性。
先看靈鳳村。
1．對外交往時的語言互動
他們大多視對方的語言而定，以官話——普通話與桂柳話進行交際。村中大多數中青年人會講普通話，老人基本能講桂柳話。筆者在該村調查時，同年輕人交談，大多都能以不太順口的普通話應答，而60歲以上的老人則會用流利的桂柳話與筆者對答，有的老人不僅會講桂柳話，還到過許多西南官話區，懂許多桂柳人風俗習慣。另一方麵，村中婦女卻並非完全如此，除40歲以下在外讀過書的之外，絕大多數不能與筆者用普通話或西南官話交流，老年婦女更是如此。這是因為：（1）舊時邊遠地區由於經濟落後，許多人無力上學讀書，‘不懂官方語言，兼之交通閉塞，信息不通，造成如此之現狀；（2）即便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農戶家庭寬裕，但落後、保守、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阻礙了這些人同外部交往與習得外部文化。從而說明，語言的互動既受族群內部發展需要之影響，也受外部他族群之左右，更是由於意識形態，尤其是封建意識形態的操縱而大受限製。
2．在賀州市內交往時的語言互動
賀州族群眾多，僅八步鎮靈鳳村就有十個左右，其語言也是各具形態。眾多的語言，各族群在其地域範圍內又是怎樣運作的呢？一般而言，在街鎮，廣府人占居主導地位，做生意同外部交往的人也大多來自廣東，因而，各族群以廣東白話作為交際語言；而在村所，客家人，尤其是操長樂音的客家人成了主體族群，長樂客家話理所當然成了族群間互動的語言，個個都能聽，人人都會說，再下到村組的聚居區，語言互動就十分複雜了。如由於靈鳳村內有本地人、八都人、鋪門人、廣府人、客家人、湖南人及桂柳人等族群，他們分別以本地話、都話、鋪門話、白話、長樂客家話、河源客家話、河婆客家話、湘方言及西南官話為自己的母語，因而，往來互動時十分複雜。靈鳳村村民家庭結構不同於其他地區，它們大多由三個以上的族群成員組成，語言較為複雜，因而，語言互動也較為特殊。一般而言，在家庭內部．族群成員間大多都能聽懂對方的語言，並基本能以所有語言作簡單對話。但是，大多數家庭都以主家語言作為日常交際語言，外嫁來的媳婦的語言在正式場合下很少使用，公婆家方言成了家庭共用的方言；上門入贅的也要逐步習得女方家語言．並在往後的互動中以其作為主體語言進行交流溝通。筆者在靈鳳村作田野調查時發現：都人去本地人家就講本地話，去客家人家講客家話，去廣府人家講廣府話，去桂柳人家講桂柳話，去鋪門人家講鋪門話，反之，這些人去都人家則大多操自家方言，道理很簡單，都話外人很少會，而都人則什麼話都會，此乃其中一例。總之，除都人特殊外，其餘各族群在去對方家與其交談時，多以對方方言作為主體語言進行互動。讀者也許會問，眾多的族群，複雜的方言，其在村內交往時如此，當他們外出（出村、出鎮）交往時，其又是怎樣進行語言互動的呢？
概而言之，當兩族群在外交往打招呼時，“誰先開口就用誰的語言進行交流，先開口的人用哪種語言大家都同用這一種語言。”[1]其實，情形也並非完全如此。在外與他族群交往時，“鄭姓都人以往除白話、桂林話外，少講其他話，特別是不講客家話。”[2]“在土客族群的互動中，許多人中隻要有一人是客家人，為了‘救’他，大家都講客家話。”[3]
實際生活中，族群間的互動又並非完全如此，具體而言，都人與本地人交往時講本地話，本地人與廣府人、客家人交往則兩樣話都講，本地人與鋪門人交往則隻講本地話。由於鋪門話、都話難學，白話、本地話及客家話容易學，故而形成這種狀況的語言互動。
總之，靈鳳村各族群的語言互動十分頻繁，既有土客族群問的交往，也有客居族群間的交往，更有土著族群與土著族群間的往來，呈現出其交叉互動之特征；同時，隨著時代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這種互動也隨著“發展”與“進步”，“在族群家庭內部，以往其成員必須操公婆家話，而現在則操什麼語言都沒有關係。”[4]正是強而有力的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