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不完全統計：嫁入廈良寨的媳婦中有客家人75人，占總戶數的25．08％；本地（梧州）人88人，占29．04％；九都人35人，占11．55％；廣府人11人，占3．63，9，6；鍾山董家12人，占3．96％；壯族15人，占4．95，9，6；廣寧人3人，占0．99％；桂柳人2人，占0．65％。合計242人，占總戶數的79．85％。
問卷調查也表明，在其111人中，有24人，占27％比例的人認為其家庭三代之內是與異民族、異族群通婚的。當問及“你們與其他民族是否通婚”時，43人占39％的比例回答“通婚”，50人占45％比例的回答“隨意”，隻有3人，占比例的3％認為“嚴禁通婚”。但當抽樣調查問及“您的妻子或丈夫是哪一個民族”時，78人，占70％的比例則回答是“漢族”，足見現實生活的婚姻互動仍主要局限於同民族的異族群之間，是故，當後續問題問及“您的妻子或丈夫是哪個族群時？”結果如下：
客家人：36人，占32％；廣府人：42人，占38％；本地人：14人，占13％；都人：14人，占13％。其他漢族族群較少，少數民族族群更是少得幾乎為零。進一步說明上述論斷的正確性。
資料顯示：廈良寨八都人的婚姻互動範圍極廣，男性除20．15％的人在族群內通婚外，其餘都是娶外族群人為妻，這些族群分別是：客家人、本地人、九都人、廣府人、鍾山董家、壯族、廣寧人、桂柳人共九個族群。
三加村蘿卜灘的都人與臨界客家人的婚姻互動則是另樣。毋庸諱言，由於都人與客家人一土一客是屬於不同時期不同來源的族群，因而形成了曆史上較為激烈的土客之爭，兩族群之間隔閡較深，互動往來較少，兩寨之間幾無通婚現象。解放後，尤其是改革開放後，情形有所改變。當問卷問及“你家三代是否都是與本民族、本族群的人通婚”時，22％（32：143）的報導人作了否定回答，認為是與他民族、他族群通婚的，亦即22％的客家人與其臨界互動的都人作了婚姻之通。現實生活中的這種認同更為強烈，當問及“你們與其他民族是否通婚”時，統計結果顯示：28人，占20，9／6的人認為“通婚”，103人，占72％的人則認為“隨意”，“與其他族群通婚”的比例也與此相差無幾，其中“通婚”：28人，占20％；“隨意”：104人，占73％。如前文所述，三加村客家人由於地理條件的限製，一般情況下與之臨界的都人發生較多的互動，因此，現實生活中這種互動與上述認同迥異。當問及“您的妻子或丈夫是哪一個民族”時，90人占63％比例的人填了“漢族”。當進一步問“您的妻子或丈夫是哪一個族群”時，比例如下：客家人：80人，占56％；廣府人23人，占16％；本地人：16人，占11％。
由於人口較少，與之臨界的都人其與客家人的婚姻互動也很少反映在問卷材料上。但在兩族群的互動中，主要表現為都人對客家人的接納，可以說這是一種不完滿、不和諧的互動。
鸕鶿人在與周圍族群的互動上，婚姻互動方麵尤其突出。據統計，到1998年底為止，嫁入鸕鶿村的客家人有24人，占總戶數的36．36％；本地人19人，占28．78％；九都人8人，占12．12％；廣府人1人，占1．51％；鍾山董家人1人，占1．51％，合計外來新娘占全村總戶數的78．77％。
賀州市表現在以漢、壯、瑤民族之間的婚姻互動的情形如何？讓我們再以鵝塘鎮盤穀村及黃洞鄉都江村為例進行探討。
田野調查材料表明：
盤穀村人現在對婚姻較為開放，年輕人選擇對象，大人們不會橫加幹涉，僅提參考或建議。在民族成分上更無什麼限製。特別是壯族與漢族之間早已是互通婚配，沒有任何規定。如漢族朱平祥的母親韋新英是壯族，其妻韋金英也是壯族，其媳覃美娥也是壯族。
調查材料雖然缺少了定量分析及壯族家庭納入漢族成員的例證。由於兩族群雙方雙向的婚姻之通已是不爭之實，見多不怪，無需一一枚舉。
都江的情形卻是極為典型，我們調查所得的材料也極其豐富。
新中國成立以前，由於曆代封建王朝及國民黨政府實行民族壓迫政策，造成瑤族與壯族、本地人、客家人之間的矛盾和隔閡較深，他們與這些族群的通婚極少，特別是瑤族不允許瑤女外嫁。新中國成立後，廢除了民族壓迫製度和民族歧視政策，實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政策，消除了各民族之間的隔閡和不信任心理。在頻繁的互動中建立了深厚感情，各族群的通婚越來越普遍，尤其是瑤女外嫁壯族、客家人、本地人已經為人們所接受，特別是為瑤族所接受。幾個白話人不管是從廣東來做生意的，還是從八步來插隊落戶都江的，娶的都是瑤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