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的整合是社會整合的一部分。法國社會人類學家埃米爾·杜爾克姆（Emile Durkheim）認為，社會的整合，也即秩序問題，主題是社會團結問題。這個主題包含如下問題：眾多個人如何構成一個有秩序的社會？人與人之間如何達成社會生活的基本條件——共識？他在1893年寫的《社會分工論》中論述“社會團結”中的概念時指的是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協調一致、結合的關係。而當代德國著名的社會人類學家尼克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對社會整合從另一個角度作了界定，他將社會係統，分為互動係統、組織係統和整體社會係統三個相關聯而又各自獨立的係統。他認為：社會整合是消除係統破壞性傾向的過程。功能分化社會的整合，不再像以後的社會，透過基本價值或道德的共識，而僅是基於相互差異的尊重和依賴。因此，社會的整合越來越不是因為共同的理念和標準，而是由於各次係統之間相互尊重和不幹擾。相比之下，杜爾克姆的理論強調的是社會整合的結果是“社會團結”，盧曼的理論強調的是社會整合的過程是要“消除係統破壞性傾向”，具體做法是“各係統之間相互尊重和不幹擾。”由此得到啟發，所謂整合，就是隨著族群互動磨合的成熟，不同的族群在各個方麵逐漸由最初的互不相關，發展到和諧一致的結果。
賀州的漢族族群經過長期的多元磨合，無論是從宋代至明代遷入賀州，並吸收、融合了瑤族成分而形成的本地人，還是從宋代至明代遷入先經珠江三角洲，後輾轉定居鋪門的鋪門人，還是由明代瑤兵漢化與部分漢人融合而形成的都人，還是明代遷入的鸕鶿人，還是清代遷入的客家人，還是清末從廣東遷入的船家，以及近現代遷入賀州的廣府人、湘人、桂柳人等，雖然各自都還保留著自己的文化邊界和族群認同，但是在族群互動中，經過長期的磨合，不斷地消除了“係統破壞性傾向”，即在互動中由衝突走向整合，這在賀州集中地表現在來土之爭上。
賀州的來土之爭，就是早遷入賀州的本地人、都人與客家人之間的衝突。查賀州的曆史，以及《賀州市誌》（1999年清樣稿）雖然不見有來土之爭的具體記載，賀州曆史上也沒有發生來土之爭的重大事件，但族群之間的歧視過去一直存在，這集中表現在取汙名上，客家人罵本地人為“死本地”，“本地仔”，從心理上感到“看到本地仔就煩”；罵都認為“拐人”、“狗都人”。而都人則罵客家人為“矮子佬”、“挽死佬”。據羅樹傑在三加村的考察，三加村的東木園、蘇茅坪和三加寨3個自然村為客家人所聚居，蘿卜灘為都人的聚居地。過去由於來土之爭的影響，形成了客家人與都人之間較深的隔閡，往來較少。據說前幾年蘿卜灘的一個男青年看中三加寨的一個姑娘．托人去提親被姑娘家裏人一口拒絕。另外，蘿卜灘的人對三加寨的客家人也有成見。有一次雨天三加寨的一個青年從八步騎摩托車回家，路過蘿卜灘時揚起一些髒水濺到坐在路邊的曾姓人，他們直追到三加寨說是要打騎摩托車的青年，並引出許多三加寨的人出來幫助勸說，直到騎摩托車青年的父母出來向曾姓人道歉，才平息了事態。但是經過族群的互動，現在同處一個村的客家人與都人的關係逐漸協調一致，蘿卜灘的都人男女老少都會講客家話，蘿卜灘有10％的新娘是客家人。更有意思的是，在賀州這幾年流行的同姓認同現象，漢族各族群普遍認為同姓都是同宗。如三加村黃姓客家人認為他們與臨江對岸的黃姓鸕鶿人也同宗，是“共八分九”，第八世為一家人，第九世才分開。所以，凡是黃姓祠堂、祖宗神牌都寫“江夏堂”，門楣都寫“千頃第”。黃姓如此，李姓也如此，三加村蘇茅坪李姓屬鍾山縣西灣鎮、賀州八步鎮5個村子聯合的“西八坪分會”，其中就包括了李姓的客家人、本地人和都人。
我們從整體上考察賀州漢族的族群關係，可以看出它是沿著在互動中磨合，在磨合中整合的軌跡發展的。本來互不相幹的賀州漢族族群多元磨合中的整合，除了交流文化，交流思想和情感，從而達到和諧一致，相互依賴而成為一個整體，其主要表現就是在民族意識上整合為一體，即對漢族身份的認同。
賀州漢族族群對於漢族身份的認同是賀州漢族族群從多元磨合到整合為一體的標誌。眾所周知，族稱作為一個族群或民族的標誌，它不僅是一個表現的符號，而且還是民族自我意識的集中反映。所謂民族自我意識，就是一個民族對於自己以及對自己和周圍關係的意識，它的形成和發展都有一個曆史過程。民族自我意識作為一種社會心理現象具有認同性、相對性、內聚性、自主性和穩定性。[4]賀州的漢族族群雖然各有來源，且又各有文化邊界，但是通過互動和磨合，不僅他們之間的衝突逐漸被和諧所取代，而且大家又共同認同漢族的民族身份，多元的賀州漢族族群整合為一體的漢族，這就是賀州族群關係從多元磨合到整合為一體全過程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