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中有一句名言，謂之“大有大的難處”。漢民族這樣。一個舉世無雙的“龐然大物”，要認識它也真是太難了。為什麼學術界長期以來對漢民族的研究幾乎處於空白狀態？為什麼一些學者總是在漢民族與中國之間畫上等號？除了人們熟知的封建正統觀作怪以外，現在看來，人們還缺乏一種理論工具去研究它、解剖它。麵對這樣一個有上下五千年（一說上下一萬年）曆史的漢民族，又擁有近12億人口的“龐然大物”，如何下手呢？從什麼地方切入呢？
徐傑舜曾從曆史學和傳統的民族學理論切入，對漢民族起源、形成、發展，及其特征和文化作過論述，於1992年出版了《漢民族發展史》一書，對漢民族作過全景式的粗線條的鳥瞰。現在，在人類學的視野中，通過對“賀州族群認同與民族團結”課題的研究，啟發我們可以運用人類學的族群理論，對“漢”民族重新進行思考。
這種思考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族群互動：漢民族形成和發展的內因
漢民族這樣一個擁有近12億人口的龐然大物的形成和發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中國古代民族融合和同化的結果。對此，《漢民族發展史》曾作了詳細的論述，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古代的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會導致漢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呢？當時由於理論的缺乏，沒有能探討這個問題，現在從族群理論來看，應該是族群的互動導致了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發生。
先秦之時，在漢民族形成的過程中，夏、商、周諸族群的邊界是十分鮮明的，就服飾的邊界來說，不僅衣服的顏色不同，夏尚黑，殷尚白，周則兼用之[1]，而且衣服的紋飾也不同，“夏後氏，山；殷，火；周，龍章。”[2]此外，葬製[3]、社樹[4]、曆法[5]、宗教信仰[6]等也都不同，從而表現出不同的族群性，此即《禮記·在記》所雲：夏“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嘉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表現出樸質、溫厚，又比較野蠻的族群性；商“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表現出放蕩、凶狠、好勝的族群性格；周“親而不尊。其民之敞，利而巧，文而不慙”，表現了溫文爾雅，以巧取利的族群性。
不僅中原的夏、商、周諸族群邊界鮮明，就是中原諸族群與周邊諸族群的邊界也是十分鮮明的，《禮記·王製》中就有一段學者們熟知的論述，其雲：
“中國、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語言不通，嗜欲不同。達其誌，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日狄，北方曰譯。”
先秦族群的邊界雖然十分鮮明，但族群之間的互動卻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無時無刻地發生著，這突出地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方麵是婚姻的互動，《國語·周語》記載：周襄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後。”《左傳》莊公二十八年記載：“晉獻公……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而晉公子重耳逃難到狄時，“狄人伐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隗，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7]唐咎如是赤狄的別種，重耳又與狄人通婚。又如東夷須句國人成風是魯僖公之妾；赤狄別種潞子嬰兒的夫人是晉景公的姐姐。凡此種種，婚姻互動的情況不勝枚舉。
第二方麵是文化的互動，拿《詩經》來說，它是中原地區夏、商、周三族融合的產物，也可以說是周文化的代表。它反映的基本上是夏、商、周三族的現實生活和曆史。但到春秋後期，《詩經》從中原地區向四方傳播普及。以在南方影響最大的楚民族來說，自稱“蠻夷”的楚民族受周文化的影響，也能誦讀《詩經》了。《左傳》昭公元年記載：“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左傳》昭公七年又記載：“（芋尹）無宇辭日：‘……《詩》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不僅如此，楚莊王八年（公元前606年）攻打陸渾戎時，陳兵周郊，問九鼎大小輕重，[8]說明楚民族對夏、商、周三族都十分珍重和視為寶貝的“九鼎”，也同樣是十分珍重和視為寶貝的，其中原因除“九鼎”是權力的象征以外，也反映了文化上的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