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於族群互動這個內因的作用，才使春秋戰國之時的民族大融合成不可逆轉的曆史潮流，從而促成了漢民族的橫空出世。
秦漢之時，剛剛橫空出世的漢民族約有3，200萬人，發展到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時也僅達5，900萬人[9]但曆經魏晉南北朝的發展，到唐代前期人口已達8，000萬到9，000萬人之間；又經唐末五代的發展，到北宋大觀三年（1109年）人口突破1億，達10，441萬餘人；再經宋遼夏金元的發展，到明萬曆二十八年（1601年）人口達1．5億，及至清道光三十年（1851年）人口已達4億以上。[10]從上述漢族人口的發展中可以看出每經曆一次動亂和戰亂，人口不是銳減而是激增，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所謂少數民族“漢化”的結果。眾所周知，在中國曆史上出現過兩次大分裂時期，即魏晉南北朝和宋遼夏金時期，在這兩次大分裂中，出現了漢民族同化了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數民族，又南移同化了南方部分少數民族的“漢化”浪潮，給漢民族注入了大量的新鮮血液，從而不斷發展壯大。現在，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中國曆史上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漢化”現象呢？原因很多，但在人類學的視野中，族群的互動是一個重要的內因。
以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為例．一是語言的互動十分深入．如漢語成了匈奴和氏人的通用語言，北魏孝文帝更是禁說鮮卑話。改說漢語；二是婚姻互動十分頻繁，如鮮卑人與漢人通婚受到鼓勵；三是文化互動十分激烈，如前趙稱漢王的劉淵就學習《易》、《詩》、《書》三經．尤好《春秋左氏傳》及孫、吳兵法．並博覽《史記》、《漢書》等漢族史籍經典，前秦苻堅入師從師學經，對經學造詣很深，北魏孝文帝更是雅好讀書，手不釋卷，通五經百家文學，能文章詞賦。與此同時，漢族又吸收了大量的少數民族文化．這不僅具體地表現在唐代漢族生活習慣的“胡化”上，如“胡床”的傳入，從此改變了漢族長期以來席地而坐的習慣；“胡服”的影響，從此改變了漢族服飾寬袖長裳的特點為唐代被稱為“襴衫”的圓領窄袖，左右開衩的長袍；燒餅、餡餅、餃子等“的食”的流入，大大豐富了漢族的飲食生活，更重要的是表現在音樂、舞蹈、詩歌、繪畫、音韻，以及宗教信仰的互動，從而凝結成了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唐文化。
宋遼夏金元時期的情況也是如此，如遼聖宗不僅喜讀《貞觀政要》，善吟詩作曲，還仿漢族政權的修史體製，編修實錄。遼太宗會同三年（939年）宣布：“契丹人授漢官者，從漢儀與漢人婚姻。”[12]章宗規定對漢民族的先祖帝王伏羲、神農、軒轅、少吳、顓頊、高辛、堯、舜、禹、湯、周文王、武王等要三年一祭．並在享師設女真國子學，諸路設女真府號，教授紀書，科舉以紀書為標準。所以史書記載，女真族“好變夷狄風俗。作中國禮樂如魏孝文”[13]，“屯田軍與所居民為婚姻者所”。[14]西夏元昊以來用新製定的西夏文字翻譯了大量的漢文典籍，黨項族中出現了儒學淵深的斡道衝，詩才超妙的漢王仁忠，編修西夏實錄的焦景顏、王舍等是汲取漢族文化的代表人物。
正是這種族群間的互動，尤其向強勢族群傾斜的互動，才導致了中國古代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浪潮的不斷湧現．所以，從一定的意義上來說，在人類學族群理論的觀照下，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僅僅是漢族形成和發展的一種顯現行為，族群互動才是漢族形成和發展的內因。
二、多元一體：漢民族的結構模式
過去，由於理論和方法論的局限，沒有能夠對漢民族的結構進行探討和分析．現在，用族群理論這台“顯微鏡”一照，我們不難發現漢民族的結構。
眾所周知，物質的單質是由分子構成的，分子是由原子構成的。以此相喻，如果我們把漢民族作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個民族，那麼這個民族就是由族群構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