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國的三月，正是紅棉花盛開的季節。憑窗遠望，挺立在相思湖畔的幾棵木棉樹（又稱紅棉樹、英雄樹），豔紅豔紅的紅棉花在藍天和綠樹的映襯下，顯得分外妖嬈。校完《賀州族群關係研究的報告》後，看著紅棉花，心中生出無限的感慨。
木棉樹高大挺拔，約有三四十來高。有意思的是一般植物的花大多在綠葉茂盛之時才開花，而木棉樹卻相反，是先開花後長葉。所以，每當木棉花盛開之時，豔紅的花朵與挺拔的樹幹交相輝映，成了植物大千世界中一道綺麗的風景線。聯想到我們做學問有一個創新問題，如果按照常規做，往往是“大哥二哥都是一樣的麻子哥”。如筆者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民族理論的研究上，雖然也出了力，盡了心，但寫出來的東西總感得缺乏新意，猶如一般的植物大多是先長葉後開花一樣，人們看到的最多隻是資料運用的新舊、多少之不同，篇章結構的排列、用詞之區別，尤其是蘇聯民族學對中國民族學的束縛和影響，使得我們的研究，尤其是民族理論方麵的研究，長期以來是“千人一麵”，形成了一種刻板、僵化的模式。
事物的發展總是這樣，當他在某一個方麵發展到了極致，就必然向其相反的方向發展。改革開放後，人們的思想大解放，以筆者個人的經曆和體會來說，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人類學在中國得到了恢複和發展，不僅國際人類學界許多著名的著作被翻譯出版，而且中國學者寫的人類學著作也不斷問世。苦苦尋找研究中國民族學創新之路的學者在接觸了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後，頓有豁然開朗之感，選題有了新的開拓，方法有了新的路子，研究有了新的思路。1989年筆者運用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到賀縣（今為賀州市）南鄉作田野考察，與同仁寫出了《南鄉春色：一個壯族鄉社會文化的變遷》。當時初學伊始，在研究中僅運用了人類學文化變遷的理論，對南鄉．解放40年的社會文化變遷作了描述，並初步探討了南鄉社會文化變遷的原因、動力、衝突及未來走向。僅此就獲得了人類學界老前輩客觀複教授的充分肯定，他為《南鄉春色》作跋時就說：
“尤為可貴的是，作者們在分析社會文化變遷時，並不拘泥於文化人類學一般原理，而是發揮其擅長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優勢，將文化變遷與民族理論有機地結合起來，對南鄉社會文化變遷的原因、動力、衝突和未來作出理論分析。其中對於民族自我意識是民族群體社會文化變遷動力的觀點；新生事物是不可戰勝的、舊事物對新事物的反抗是社會文化變遷中產生衝突的觀點；以及作者們對社會文化變遷進行科學的預測的觀點等等，都是文化人類學對於文化變遷理論的一種補充和發展。當然，在這些方麵，作者們論證難免有粗糙之處，但是，這種勇於探索、力求創新的精神是十分可喜的。”
其實，現在看來，《南鄉春色》還是很幼稚、很粗糙的，但盡管如此，在筆者自己看來，它已是筆者學術之樹上的一朵“紅棉花”了，因為它已打破了筆者傳統的治學之路而開始了新的探索。
從此以後，筆者在學習和運用人類學理論和方法的治學道路上努力跋涉，其間又有了由筆者主編的《雪球——漢民族的人類學分析》。在《雪球》中我們運用人類學互動的理論，分析各大區漢族形成和發展的基本線索，並觀照到不同族群的形成；運用人類學的族群理論對漢民族進行解剖，盡可能地區分各大區不同的族群；在研究族群時，既運用曆史學的方法弄清各個族群形成的曆史，又運用人類學理論分析各個族群的人文特征；運用人類學的語言理論，分析漢族不同族群方言形成的曆史及其特點；運用人類學的文化理論，勾勒出各大區漢族文化最具特色、最鮮活的文化形象。盡管學術界同仁對《雪球》一書有很好的評價，筆者也認為它是自己學術之樹上的又一朵“紅棉花”，但仍然有一些科班出身的人類學家認為《雪球》隻是曆史學的著作，不是人類學著作，這就從一個側麵或多或少反映了筆者學習和運用人類學理論和方法的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