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這麼多正反兩方麵的曆史教訓,再結合曾國藩關於人才的言論看,我們認為他對人才的把握還是比較準確的。他認為要真正做到量材器使,首先在於如何去認識人。他指出:“竊疑古人論將,神明變幻,不可方物,幾於百長並集,一短難容,恐亦史冊追崇之辭,初非當日預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譽為“百長並集,一短難容”,甚至神化,無疑是認識人才上的一種片麵性。因此,“要以衡才不拘格,論事不求苛細,無因寸朽而棄達抱,無施數罟以失巨鱗”。“三年之艾,不以未病而不蓄;九畹之蘭,不以無人而不芳。”重要的是善於去認識。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不可苛求全材,“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才”。他寫信給弟弟說:“好人實難多得,弟為留心采訪。凡有一長一技者,兄斷不肯輕視。”有材不用,固是浪費;大材小用,也有損於事業;小材大用,則危害事業。曾國藩說:“雖有良藥,苟不當於病,不逮下品;雖有賢才,苟不適用於用,不逮庸流。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犛牛不可以捕鼠,騏驥不可以守閭。千金之劍以之析薪,則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墾田,則不如耜。當其時,當其事,則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則抵牾而終無所成。故世不患無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適宜也。”
為了識才,必須對人材時加考察。曾國藩說:“所謂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並重。”就是說,要對下屬的辦事情況和言論情況同時進行考察,而曾國藩尤其注重屬下的建言。當時,“考九卿之賢否,但憑召見之應對;考科道之賢否,但憑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賢否,但憑督撫之考語”。曾國藩說:“若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為核實乎?”通過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廣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觀察下屬的才識程度,確實是個一箭雙雕的好辦法。曾國藩於道光三十年所上的廣開言路的奏折,固然是針對鹹豐帝下令求言的應時之作,同時也隱約反映了漢族地主要在滿清王朝中獲得更多的機會的萌動。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國藩提出了甄別人材,他把它歸之於培養之方中。其實,甄別,就是考察。甄別的目的是“去其稂莠”。不加考察或甄別,而對那些不投在上者之所好的人材,不加培養,不加使用,固然是對人材的浪費;不加考察或甄別,而單憑在上者的愛好或印象保舉和超擢,把那些口蜜腹劍、兩麵三刀的陰謀家和野心家當作人材來培養和使用,必會造成惡劣的政治後果。這種事例,在曆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正如曾國藩說:“榛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騏驥短氣。”
曾國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材,對於僚屬的賢否、事理的原委,無不博訪周谘,默識於心。據《清史稿》記載,曾國藩“第對客,注視移時不語,見者竦然,退而記其優劣,無或爽者”。而且,他閱世愈深,觀察愈微,從相貌、言語、舉止到為事、待人等等方麵,都在他的視線之內。
曾國藩一生能夠左右逢源或絕處逢生,與他知人識人,能在身邊網羅有真才實學的朋友有很大的關係。
在與曾國藩長期交往的朋友中,有兩個人特別值得注意,他們一個是劉蓉,一個是郭嵩燾。
劉蓉係湘鄉人,字孟蓉,號霞軒,少年自負,三十多歲了還未中秀才。縣令朱孫詒驚歎其才,私下讓他的父親督促他就試,赴縣試,舉為首名,始補生員。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曾國藩初次相識劉蓉,相語大悅。隨即與郭嵩燾、劉蓉三人拜帖,稱兄道弟,以後曾國藩又多次拜訪他,十分友善。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劉蓉閑居在家,曾國藩從京會試歸裏時,曾專程到樂善裏去看望他,勉勵他攻讀史書,勤奮寫作。幾年後,曾國藩在京收到他的一封信,見其學業大進,激動不已。他在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三日日記中寫道:“昨日接霞軒書,懇懇千餘言,識見博大而平實,其文氣深穩,多養到之言。一別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對之慚愧無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麵目見故人也!”道光三十年,劉蓉養晦深山,將其室取名“養晦堂”,曾國藩得書後,欣然為他作《養晦堂記》:“吾友劉君孟蓉,湛默而嚴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壯歲,則已泊然而外富貴矣。既而察物觀變,又能外乎名譽。於是名其所居曰‘養晦堂’,而以書抵國藩為之記。”曾國藩對劉蓉性格的刻畫,足見兩人交誼篤厚。此外,曾國藩還作《懷劉蓉》詩,詩中雲:“日日懷劉子(謂劉蓉),時時憶郭生(嵩燾)”;“我思意何屬,四海一劉蓉”;“他日餘能訪,千山捉臥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