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牌匾現存之實物與李明仲在《營造法式》中之規定相對照的話，不難看出它們是極為相似的。
到了明、清時期，匾額的形式和內容更加豐富，例如在形式上有各種冊頁匾、書卷匾、畫卷匾、秋葉匾、碑文匾及虛白匾等等；在許多匾額的四周邊框（即《營造法式》中所稱之牌首、牌帶、牌舌部位）上，還雕飾有各種龍鳳、花卉、圖案花紋，甚至是鑲嵌珠玉、極盡華麗之能事。在書寫內容上，清代匾額往往用漢、滿、蒙、藏或其他少數民族文字同時書刻，其形式與內容極為豐富多彩。
確實，匾額形式之所以如此豐富多彩，是與其源遠流長的曆史密切相關。不過，因為匾額的材料主要為木質構成，故早期匾額留存極少。在中國現存建築物的匾額中，除了漢、晉和南北朝時期的華表與石闕上有類似額題之外，最早的木結構建築物上的匾額，則要首推天津薊縣獨樂寺的觀音閣了。匾文為“觀音之閣”的這方匾額，由於下署“太白”二字，故有人考證其為唐代大詩人李白所書。對此，史樹青先生表示認可，但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經建築巨人梁思成實地考察及其夫人林徽因參閱史料得知，此閣為遼代統和二年（公元984年）所建造，其匾額應與閣同時或稍後所立，故匾文為李白所書這一考證多不為人所認可。此外，雖有建造年代早於觀音之閣的，例如山西五台山的南禪寺與佛光寺這兩處唐代建築，因其匾額為後代重換而非原物，故而不提。不過，由於中國古代建築文化曾遠傳到日本、朝鮮和越南等國家，其匾額文化也同時傳去，因而在這些國家中還保存有諸多年代久遠的著名匾額。例如，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的一塊“唐招提寺”匾額，就是經過一千多年歲月洗禮後而保存下來的，所以其甚為珍貴。當然，在中華大地上自隋、唐以後，宋、遼、金、元、明、清曆代保存下來的匾額，其數量非常之多，特別是明、清時期的匾額可以說是數以萬計，即便是民國以降的匾額，也有諸多精妙之作，這些都是中華民族最為寶貴的曆史文化遺產。
當然，隨著曆史的變遷，匾額並不孤立存在，而是逐漸與對聯相結合，並成為對聯的畫龍點睛之筆，被稱之為“聯額”、“對額”或“橫批”等，但凡書寫對聯者都對這點睛之筆極為重視。例如，在《紅樓夢》第十七回“大觀園試才題對額”中，就寫到賈寶玉隨賈政等人遊大觀園時先後為橋上之亭題寫了四套對額。在遊覽過程中，有人提議從歐陽修《醉翁亭記》中的“有亭翼然”而取“翼然”，賈政則主張從“瀉於兩峰之間”而取“瀉”字，這時又有人認為“瀉玉”二字較妙，寶玉聽後卻說：“用‘瀉玉’二字則不若‘沁芳’二字，豈不新雅？”最後，這處建築便用“沁芳”題了匾額。接著，寶玉四周一望，計上心來，又配了一副對聯：
繞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脈香。
寶玉的這幅對額不僅不俗不僻，切情切景，而且文字精彩，寓意深長。試想，曹雪芹為“沁芳”對額如此不惜筆墨，可見要作好匾額並非易事。
正因如此，在浩繁的文獻史料中關於書寫匾額的典故與傳說，可謂是汗牛充棟，非常之多。例如，南宋羊欣在《筆陣圖》中就記載說：“前漢蕭何善篆籀，為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題其額。”由此可見，才思敏捷的蕭相國為了給長安未央宮前殿題寫匾額，竟然苦苦思索了三個月之久，足見其認真之態度與匾額難作之程度。再如，宋朝的嶽珂在《桯史》中也有記載說：“初，吳山有伍員祠，瞰闤闠，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捐資為扁額，金碧甚侈。”在這裏，我們可以窺知當時即便是在民間，人們對匾額的重視程度已是相當之高了。又如，宋朝的楊萬裏就大書法家米芾為《真州重建壯觀亭記》並大書其匾一事，曾在《誠齋記》中專門留下了筆墨。還如，明朝成化年間進士蕭顯在為山海關城樓書寫“天下第一關”匾額時，不僅引出了一場曲折的戲曲故事，後來竟然還牽扯出了一場冠名權的糾紛。由此可見，這些文字記載都說明了一個問題，即世人對匾額的重視程度及作好一方匾額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