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湖南湘潭“大唐興寺”
位於湖南湘潭十八總（即湘江岸邊錦彎旁）的“大唐興寺”，雖然隻是一座僧侶不眾且屢遭毀壞的普通寺廟，但其名稱卻頗有來曆。
據史料記載，始建於晉代的“大唐興寺”，最早名為“石頭寺”，至於這個名稱的由來，今天已經無從考證了。不過，到了唐代因為有著名高僧智儼曾到該寺講經並圓寂於此，該寺僧侶為了懷念這位高僧，遂在寺旁建築一幢六角九層石塔葬其骨殖，故“石頭寺”又名“石塔寺”。其實，“石塔寺”之盛名不僅僅因為高僧智儼，還緣於一篇塔銘和一則傳說，那就是由唐代大文學家、哲學家劉禹錫所作這篇刻於塔基之上且文采飛揚的塔銘，而傳說則是因為塔內還供奉有唐初大將尉遲恭所用之鐵鞭。當然，該寺後來之所以以“大唐興寺”之名傳世至今，其間自有典故，而典故的主人公就是以書法名留史冊的唐代大書法家褚遂良。
褚遂良（公元596年—公元658年），字登善，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唐太宗時，曆任起居郎、諫議大夫、中書令、吏部尚書，曾受封為河南郡公，故人稱“褚河南”。作為一代大書法家，褚遂良的書法藝術最初學習虞世南，晚年則偏好“二王”（王獻之、王羲之），其正書豐豔流暢，清俊飄逸，是唐楷創新的發端者，對後代書風影響極大，著有書品《大字陰符經》和《倪寬讚》等傳世。其實，以書法藝術名世的褚遂良，還是一代敢於直言上諫的貞臣。唐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時任諫議大夫的褚遂良鑒於高宗皇帝欲廢並無過錯的王皇後而改立武則天為皇後一事，遂履行職責直言上諫勸阻，從而被高宗皇帝降旨貶為潭州都督。一天，來到潭州就任的褚遂良信步登上湘江邊的陶公山，隻見蒼鬆翠柏間有圍牆高築的一座古廟，進入寺廟山門即為鍾鼓樓，門外有高僧智儼骨殖所葬之處——石塔，整個寺廟共有三殿，前殿供奉的是彌勒佛，兩旁列有四大天王和十八羅漢；正殿供奉有釋迦牟尼、藥師和地藏菩薩等；後殿則供有千手觀音。除了三座殿宇外，寺廟內還辟有一處小花園，其間水閣涼亭布置巧妙，景色十分宜人。麵對如此景致幽靜、寺宇宏偉的石頭寺，褚遂良這位耿介的貞臣遂觸景生情，想到當前朝綱不振，不禁心生悲憤，揮毫題寫了“大唐興寺”四個大字，以暗示匡扶大唐之意。隨後，石頭寺僧人將這四個字刻為石額，從此該寺更名為“大唐興寺”，並一直沿用至今。對於這一典故，清康熙《湘潭縣誌》中有記載說：“褚遂良永徽中以諫立武昭儀，為李勣，許敬宗所聞，貶為潭州都督，常登陶公山遊錦灣，因易（石塔寺）為（唐興寺）。”又載：“晉石頭寺，在錦灣，虞褚登善（即褚遂良）題榜，易今名。”可惜的是，“大唐興寺”曾於元朝末年被毀，明正統元年（公元1436年）重建後又多次毀而複修，到了清光緒十三年（公元1887年）寺院因遭劫匪，遂僧眾四散，寺院開始敗落，今寺廟舊址已被改建為唐興寺小學。
寺之不存，匾額尚在，隻不過“大唐興寺”這塊匾額現收藏於湘潭市博物館內。由褚遂良親筆題寫的“大唐興寺”四字漢白玉匾額，長二點三六米，寬零點八米，厚零點一一米，匾額正中除了褚氏“大唐興寺”四個大字外，其上首還刻有隸書“通邑”二字，從字跡而知其為後人所加。不過，這並不影響褚遂良“大唐興寺”四字之神韻。有幸得見，但見這四個大字字體圓潤而流暢，粗壯而古樸，由此可知褚氏在書寫時用墨厚重，雄渾有力，雖為正楷書體，但融行書於其中，於端正謹嚴中運用神奇妙變，堪稱“有正有奇”的書法佳品。當然，如果得以反複摩挲，則更能感覺到其貌豐骨勁，一種卓然大家之氣度躍然其上。
2.貴州桂林“逍遙樓”
始建於唐代的“逍遙樓”，位於今天貴州省桂林市濱江路北段解放橋與伏波山之間，初為唐朝桂州城的東城樓。宋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程節在對該樓宇進行重新修建時，將其更名為“湘南樓”。至於程節為什麼要將“逍遙樓”改稱“湘南樓”，這從懸掛在桂林城牆行春門城樓那塊“逍遙樓”匾額背麵的《湘南樓記》中可以得知，因為這篇“碑記”較為詳細地記述了程節當年的修樓經過及更名緣由。不過，“湘南樓”之名似乎終究不如“逍遙樓”為人所愛，究其原因，概由“逍遙樓”這三個大字為唐朝大書法家顏真卿所書寫的緣故吧。
確實，落款為“大曆五年正月一日顏真卿書”的“逍遙樓”匾額，長二點一五米，寬一米，每字徑零點六米，款字徑零點零八米，特別是匾額上那楷書“逍遙樓”三個大字，厚重雄強，大氣磅礴，端正而不拘窘，莊重而不板滯，具有典型而獨特的顏書風格。然而，程節當年重新修建該樓宇時，竟然命人將匾額正麵這“逍遙樓”三個大字鏟去，而換上不知為何人所書的“湘南樓”三字。公元1972年，人們根據舊拓本重刻匾額時，其正麵依然鐫刻上了“逍遙樓”三個大字，這也算是保持原貌吧。不過，人們雖然鍾情於顏真卿的“逍遙樓”，其實他並不曾到過桂林，相傳此匾額是他根據蒲州（今山西永濟）一塊碑石鉤摹重刻而成。那麼，顏真卿到底是何許人也，竟能領受人們如此之鍾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