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現在，領導世界科技的是西方，西方人自以為是天之驕子。誠然，工業革命後，西方對世界的發展影響極大，不可否認。但他們歧視東方的想法是沒有遠見的。他們目前已經暴露出很多的矛盾和巨大弊端：人口爆炸、淡水資源匱乏、臭氧層出洞。這些危險的問題聯合起來，不堪設想。人類社會的發展道路是曲折的（同人生道路一樣），坎坎坷坷，不可能一帆風順。因而，西方文明輝煌了二三百年，這是三十年河西，下一個將是三十年河東，亟須東方文化的糾正，否則，世界前途危機重重。西方的邪教宣傳“世界末日裁判”，這些都是從現象而不是從本質上看問題。人類進步就如同人跑400米接力賽，後者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礎上的。在二三百年以前，中國的地位不是今天這樣，是“兩隻眼”，而希臘隻是“一隻眼”。因而，我們應該回頭看看100年來中國的發展道路，總結經驗，吸取教訓。西方這樣發展下去是不行的，必須改弦易張。我曾在一次國際會議上發言：“隻有中國文化、東方文化可以拯救世界。”
東方文化是以中國文化為基礎的。中國文化對人一生要解決的三個問題有自己的看法。這三個問題是：（一）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二）人與人的關係，即社會關係；（三）人自身內部情感衝突與平衡。
人與大自然的關係 在人不為人之前，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沒有人與自然的對立，而一旦人成為人，人就成為大自然的對立麵。人一生的衣食住行，都仰仗大自然。向大自然索取有兩種辦法：一是強取豪奪；二是朋友相贈。用第一種辦法是征服（conquer），目前西方的結果就是征服來的。大自然有規律地運轉著，而恰當地掌握規律則很難。如果征服過度，大自然一定會給予懲罰。所謂“天災人禍”，很大部分是人禍。如雲南滇池的圍湖造田，西雙版納的森林砍伐，這些都是洪水泛濫的直接人為原因。第二種方法是比較合理的，相互了解，中國古話稱之為“天人合一”。中國的道家、儒家均有此論。宋朝的張載言：“民我同胞，物吾與也。”簡稱“民胞物與”，把大自然看成是人類的夥伴，可惜的是中國有此思想無此言行。
如1958年的“浮誇風”，所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就怕你不解放思想”，因而經濟遭受莫大損失。到21世紀，隻有采用“天人合一”的思想才能解決問題，我最近出了《天人合一新解》及《天人合一續本》，提出的建議的是非常公論，有待於21世紀實踐證明。因為現在看21世紀，就好比兩個近視眼看匾。有這麼一個故事，有兩個人，誰也不承認自己是近視眼，決定第二天到廟裏看掛匾一決高低。其中一人先向他人打聽到匾文，所以第二天兩人並排向前走時，他沒走幾步就嚷：“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是‘光明正大’！”旁邊不知情者驚問：“你看到何物？匾尚未掛出呀！”
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為弊端是事實，但科技發展會解決之。我想這是不可行的，科技的發展隻會使情況更糟。在香港召開的“21世紀前沿科學討論會”上，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室研究所所長認為：“要用天人合一作指導思想研究科技。”與我竟是這樣的不謀而合，我備受鼓舞。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即社會關係。中國儒家有一套處理人與人關係的辦法，概括起來是八個字“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格”即“格物”，研究萬事萬物；“致”是“致知”，在研究中找到規律，其餘含義分別為“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做好這八字，不但可以處理人際關係，還可以平天下。另外，中國百家均有一套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
人的內部情感 關於人的內心情感，中國哲學史上爭論最多的問題是性善、性惡。儒家曾有這樣一個故事來測量善與惡：某人用兩隻筐和兩種顏色的石子，每產生一善念就拿白石子放入一筐子，每產生一惡念就拿黑石子放入另一筐子中，用以計量一天善、惡念總數（據考究，這故事實源於印度）。關於性善、性惡，儒家分為兩派，荀子認為“人之初，性本惡”；而孟子則認為性善，且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我表示懷疑。“食色，性也”，性即本能，無善、惡之分。生存、溫飽、發展均是人的本能，但人人如此，則必有衝突，因而，善惡的區分標準在於在衝突中能否為別人著想。
《三國演義》中的曹操，有言曰：“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因而被認為是反麵人物。當然一心為人之人，我不敢肯定有，但毫不利人專門利己之人，肯定是有的。一個人能百分之六十以上替別人著想，就可以認為是善者。所以，我之所謂善是壓製本能，多替別人著想。這是人能做到而動物不可能有的，因而，處理人的內心感情就是壓製生物的本能，壓製得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