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繼斯賓格勒而起的是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他自稱是受到了前者的影響。二人同樣反對“歐洲中心主義”，是他們有先見卓識之處。湯因比繼承了斯賓格勒的意見，認為文化——他稱之為“文明”——都有生長一直到滅亡的過程。他把人類曆史上的文明分為23種，有時又分為26種。
這些意見都表述在他的巨著《曆史研究》（1934~1961）中，共12卷。他比斯賓格勒高明之處，是引入東方文化的討論。到了70年代，他同日本社會活動家池田大作對話時，更進一步加以發揮，寄希望於東方文化。
我並不認為，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繼他們之後歐美一些國家還有一批哲學家和曆史學家、社會學家，讚成他們的意見，我在這裏不具引——等的看法都百分之百正確。但在舉世昏昏，特別是歐美人昏昏的情況下，唯獨他們閃耀出一點靈光，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他們的看法從大體上來看，我認為是正確的。如果借用上麵提到的古代波斯和阿拉伯人的說法，我就想說：希臘人及其後代的那一隻眼睛，後來逐漸變成了兩隻眼睛；可物極必反，現在快要閉上了。中國人的兩隻眼睛，閉上了一陣，現在又要睜開了。
閉上眼睛的歐美人士，絕大多數一點也不了解東方，而且壓根兒也沒有了解的願望。我最近多次聽人說到，西方至今還有人認為中國人還纏小腳，拖辮子，抽大煙，養小老婆；甚至連文人學士還有不知道魯迅為何許人者。在這樣地球越變越小、信息爆炸的時代，西方之“文明人”竟還如此昏聵，真不能不令人大為驚異。反觀我們中國，情況恰恰相反。歐美的一切，我們幾乎都加以崇拜。漢堡包、肯德基、比薩餅，甚至莫須有的加州牛肉麵，隻要加一個洋字，立即產生大魅力，群眾趨之若鶩。連起名字，有的都帶有點洋味。個人名字與店鋪名字，莫不皆然。至於化妝品，外國進口的本來就多，中國自造的也多冠以洋名，以廣招徠。愛國之士，無不痛心疾首，譴責這種崇洋媚外的風氣和行為。然而，從一分為二的觀點上來看，也有其有利的一麵。孫子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專就東西而論，現在的情況是，我們對西方幾乎是了若指掌，而西方對東方則如上麵所說的那樣，是一團漆黑。將來一旦有事，哪一方麵占有利條件和地位，昭如日月矣。
對西方的文化，魯迅先生曾主張“拿來主義”。這個主義至今也沒有過時。過去我們拿來，今天我們仍然拿來，隻要拿得不過頭，不把西方文化的糟粕和垃圾一並拿來，就是好事，就會對我們國家的建設有利。但是，根據我上麵講的情況，我覺得，今天，在拿來主義的同時，我們應該提倡“送去主義”，而且應該定為重點。為了全體人類的福利，為了全體人類的未來，我們有義務要送去的，但我們決不會把糟粕和垃圾送給西方。不管他們接受，還是不接受，我們總是要送的。《詩經·大雅》說：“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西方文化給人類帶來了一些好處。我們中國人，我們東方人，是懂得感恩圖報的民族。我們決不會白吃白拿。
那麼，報些什麼東西呢？送去些什麼東西呢？送去的一定是我們東方文化中的精華。送去要有針對性，針對的就是我在上麵提到的那一個西方文化產生的“危機”。光說“危機”，過於抽象。具體地說，應該說是“弊端”。近幾百年以來，西方文化產生的弊端頗多，舉其大者，如環境汙染、大氣汙染、臭氧層破壞、生態平衡破壞、物種滅絕、人口爆炸、新疾病叢生、淡水資源匱乏，等等。此等弊端，如不糾正，則人類前途岌岌可危。弊端產生的根源，與西方文化的分析的思維方式有緊密聯係。西方對為人類提供生存所需的大自然分析不息，窮追不息，提出了“征服自然”的口號。“天何言哉！”然而“天”——大自然卻是能懲罰的，懲罰的結果就產生了上述諸種弊端。
拯救之方，我認為是有的，這就是“改弦更張”“改惡向善”，而這一點隻有東方文化能做到。東方文化的基本思維方式是綜合，表現在哲學上就是“天人合一”，張載的《西銘》是一篇表現“天人合一”思想最精辟的文章：“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印度哲學中的“梵我一如”，也表達了同樣的思想。總之，東方文化主張人與大自然是朋友，不是敵人，不能講什麼“征服”。隻有在了解大自然，熱愛大自然的條件下，才能伸手向大自然索取人類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一切。也隻有這樣，人類的前途才有保障。
我們要送給西方的就是這種我們文化中的精華。這就是我們“送去主義”的重要內容。
我們的“李”送了出去，接受不接受呢？實際上，我們還沒有正式地送，大規模地送。連我們東方人自己，其中當然包括中國人，還不知道，還不承認自己有這種寶貝，我們盲目追隨西方，也同樣向自然界開過戰，我們也同樣有那一些弊端，立即要求西方接受，不也太過分了嗎？不過，倘若稍稍留意，人們就會發現，現在世界各國，不管出於什麼動機，也不管是根據什麼哲學，注意到上述弊端而又力求改變的人越來越多了。今年《日本經濟新聞》刊載了高木韌生的文章，說21世紀科研重點將是“人類生存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