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我想介紹的是中國著名的思想史家侯外廬先生。他在《中國思想通史》第1卷第380頁中談到《中庸》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他引用了《中庸》的幾段話，其中包括我在上麵引的那一段。在第381頁侯先生寫道：“這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已在西周的宗教神上麵加上了一層‘修道之謂教’。”看來這一位中國思想史專家，對“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解與欣賞水平，並沒能超過馮友蘭先生。
我想，我必須引征一些楊榮國先生的意見，他代表了一個特定時代的禦用哲學家的意見。他是十年浩劫中幾乎僅有的一個受青睞的中國哲學史家。他的《簡明中國哲學史》可以代表他的觀點。在這一部書中，楊榮國教授對與“天人合一”思想有關的古代哲學家一竿子批到底。他認為孔子“要挽救奴隸製的危亡，妄圖阻止人民的反抗”。孔子的“政治立場的保守，決定他有落後、反動的一麵”。對子思和孟子則說，“力圖挽救種族統治、把孔子天命思想進一步主觀觀念化的唯心主義哲學。”“孟子鼓吹超階級的性善論”。“由於孟子是站在反動的奴隸主立場，是反對社會向前發展的，所以他的曆史觀必然走上唯心主義的曆史宿命論”。“由是孔孟之道更加成為奴役勞動人民的精神枷鎖。要徹底砸爛這些精神枷鎖，必須批判孔孟哲學，並肅清其流毒和影響”。下麵對董仲舒，對周敦頤，對程頤，對朱熹，等等，所使用的詞句都差不多，我不一一具引了。這同平常我們所讚同的批判繼承的做法，不大調和。但是它確實代表了一個特定時期的思潮，讀者不可不知，所以我引征如上。
最後，我想著重介紹當代國學大師錢穆（賓四）先生對“天人合一”思想的看法。
錢賓四先生活到將近百歲才去世。他一生勤勤懇懇，筆耕不輟，他真正不折不扣地做到了“著作等身”，對國學研究做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他涉獵方麵極廣，但以中國古代思想史為軸心。因此，在他漫長的一生中，在他那些大大小小長長短短的著述中，很多地方都談到了“天人合一”。我不可能一一列舉。我想選他的一種早期的著作，稍加申述；然後再選他逝世前不久寫成的他最後一篇文章。兩個地方都講到“天人合一”；但是他對這個命題的評價卻迥乎不同。我認為，這一件事情有極其重要的含義。一個像錢賓四先生這樣的國學大師，在漫長的生命中，對這個命題最後達到的認識，實在是值得我們非常重視的。
我先介紹他早期的認識。
賓四先生著的《中國思想史》中說：中國思想，有與西方態度極相異處，乃在其不主向外覓理，而認真理即內在於人生界之本身，僅指其在人生界中之普遍者共同者而言，此可謂之內向覓理。
書中又說：中國思想，則認為天地中有萬物，萬物中有人類，人類中有我。由我而言，我不啻為人類中心，人類不啻為天地萬物之中心，而我又為其中心之中心。而我之與人群與物與天，尋本而言，則渾然一體，既非相對，亦非絕對。
在這裏，賓四先生對“天人合一”的思想沒有加任何評價。大概他還沒有感覺到這個思想有什麼了不起之處。
但是，過了幾十年以後，賓四先生在他一生最後的一篇文章《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中，對“天人合一”這個命題有了全新的認識。
文章不長，《中國文化》係專門學術刊物又不大容易見到，我索性把全文抄在下麵：〔前言〕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觀，雖是我早年已屢次講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觀念實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去年九月，我赴港參加新亞書院創校四十周年慶典，因行動不便，在港數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數日中，專一玩味此一觀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難以言述。我深信中國文化對世界人類未來求生存之貢獻，主要亦即在此。惜餘已年老體衰，思維遲鈍，無力對此大體悟再作闡發，惟待後來者之繼起努力。今適中華書局建立八十周年慶，索稿於餘，姑將此感寫出，以為祝賀。
中國文化過去最偉大的貢獻，在於對“天”“人”關係的研究。
中國人喜歡把“天”與“人”配合著講。我曾說“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