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物的部分呢？就是自鴉片戰爭到洋務運動，到甲午戰爭。在這個階段上，中國人就說“師夷之長技”。師，以他為老師，學習夷人。夷，外國人。學習外國人擅長的技術，船堅炮利，造大炮，造戰船。第二個層次是第二個時期，就是甲午戰爭，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戊戌變法，要改變這個製度，要搞君主立憲，這是製度嘛！辛亥革命大家也知道，它也有它追求的政治上的理想，就是廢除君主製度。這是第二個層次。第三個層次呢？心的部分，就是我剛才說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等等等等，這是從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是在文化深層進行反思，現在不是有一個名詞，一個常用詞嗎？叫做反思，自己來思考。五四運動是最清楚的了，當時講的五四運動要兩種東西，一種德先生——德謨克拉西——民主。一種賽先生——賽因斯——科學。要民主，要科學。反思，怎麼反思呢？就是我們過去沒有民主，反思的結果要這個東西。所以我看這個說法是有道理的。文化交流的三個層次，三個層次代表三個階段，就說明我們清朝末年的中國人一直到民國以後的中國人，都在那兒考慮這個問題，向外國人學習什麼東西，考慮結果就這麼三個階段。一個階段比一個階段提高，發展是非常自然的。
剛才我介紹了幾個文化交流內容的三分法，還有另外一些三分法，如周一良同誌在《光明日報》1986年6月24日“史學”上寫過一篇文章，叫《我對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幾點看法》。他也是三分法，不過他這個三分法跟前麵說的幾個不一樣。他分三個層次，第一個叫狹義的文化，狹義的文化指的哲學、文學、美術、音樂以至宗教等，主要是與精神文明有關的東西，這叫狹義的文化。第二個叫廣義的文化，指政治、經濟。政治指典章製度，經濟指生產交換，以及衣食住行，婚喪嫁娶、風俗。裏邊包括生產工具、服飾、房屋、飲食、車船等生活用具，這叫廣義的文化。第三個叫深義的文化。
狹、廣、深，三個層次。深義的文化是在狹義、廣義互不相幹的領域中進一步綜合、概括、集中、提煉、抽象、升華，得出一種共同的東西，一個民族文化中最為本質、最有特征的東西。他舉了個例子，拿日本來講，說日本喜歡苦澀、閑寂、簡單、質樸、纖細、含蓄、古雅、引而不發、不事雕飾。周一良同誌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文章講的也是三分法。除了這些之外，也有四分法，台灣有一個學者叫餘英時，他把文化交流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物質，這跟三分法一樣；第二個是製度，也跟三分法一樣；第三個層次是風俗習慣；第四個層次思想與價值。好像是第一等於三分法第一，第二等於三分法第二，第三、第四等於三分法第三，好像是這麼一種情況。
現在跟同誌們談幾個問題，就是在19世紀後半葉到20世紀初葉，跟文化交流有關係的有三個問題。當時人們感覺到不向外國學習不行了。他們雖有這個感覺，但總是認為，向外國學習，隻能學習物質的東西。精神的東西還是中國的好。他們思想向外國學習，但總還放不下架子，總還想“精神勝利”。因此就產生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叫本末問題。中國四書中的《大學》有這麼幾句話：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總的意思就是說：物有本，有末。本是根本，末是末梢。這個問題什麼意思呢？“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倫理道德是本；財，物質的東西是末。他們這個意思無非是說，西洋的東西是末。當時最羨慕的是船堅炮利，為什麼船堅炮利呢？因為跟洋鬼子打仗打不過他們老吃虧，後來就感覺到，說他那個船比我們厲害，他那個炮比我們厲害，我們首先學這些東西，非學不行，因為咱們那個大刀片打不過洋槍洋炮。可是他們認為這是末。本是道德。我們中華帝國雖然末不如你，可是道德比你高，實際上反映的是“精神勝利”。他們這一個本末，中國為本，西方為末。後來郭嵩燾，同誌們知道他是晚清時候一個比較著名的外交家，他有他的看法，他說：西洋立國，有本有末。他說西洋人家本國也有本有末。什麼叫本呢？什麼叫末呢？其本，在朝廷政教，政治教化；其末，在商賈做生意、造船、製器，這是他們的末。郭嵩燾的看法比一般好像要高了一層。一般認為，西方沒有本，隻有末，他們不知道別的，隻知道船堅炮利，能造得好船，鑄得好炮。郭嵩燾呢？他說人家也有本有末。這個問題就是我剛才說的，它反映了什麼呢？就反映了當時清朝有那麼一批官僚，他們感覺到非向西方學習不行，可是心有不甘，所以隻好說：我是本，你是末。魯迅講的阿Q精神就是這類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