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有一個英國女王，不是伊麗莎白二世，而是伊麗莎白一世，她在位時正是明朝末年。當時伊麗莎白一世寫了一封信給中國明朝的皇帝萬歲，目的是要求通商。英國是殖民主義國家，它要通商。這位英國女王說是沒得到答複，當然沒得到答複了。當時那個皇帝，他是天朝大國，中華帝國，地球的中心，一點也瞧不起英國。從前流傳著很多笑話。外國人來要求通商，我們天朝大國皇帝不懂，大臣也不懂，一定說人家來進貢。到了北京的話，一定要洋人三跪九叩。那洋人是不磕頭的，可是到了北京，不三跪九叩就不行，鬧了很多笑話，多極了。這就說明鴉片戰爭以後，實際上我們力量已經不行了，可是天朝大國的架子放不下來，而且很愚昧，世界什麼情況都根本不懂，一點不懂，出了很多笑話。實際上本末問題，體用問題，夷夏問題，都跟這個類似。當時有一些人是出過國的，如郭嵩燾，他就出過國，他不是土包子。可是到了外國看一看，看的也不是根本。不過當時還有一部分人，腦筋比較清楚。
怎麼叫腦子比較清楚呢？他們認為西洋除了船堅炮利之外，還有一些東西值得我們學習，所以西洋不光有物質的東西，不光是第一個層次。這在當時就不得了了。如康有為就講過，他說歐洲對人民實行仁政。我們今天看，當然也不會真正是仁政，康有為看的也不對了。他又說：“法律明備。”意思是說歐洲法律很明確，很完備。“政治修飭”，政治很好。“彬彬矞矞，光明妙嚴工藝之精美，政律之修明，此新世之文明乎！誠我國所未逮殆矣。”意思就是說，在歐洲政治、法律、社會風氣都很好，我們中國趕不上的。他甚至這樣講，我們應該“折節而師之矣”。我們應該把人家當老師。所以說康有為這個人畢竟還是有腦筋的。當然除他之外，也有別人，剛才講的郭嵩燾，還有薛福成等人。郭嵩燾這個人有他不清楚的一麵，糊塗的一麵，也有他清楚的一麵。薛福成在他的日記《出使英、法、意、比四國日記》裏麵，光緒十六年三月十三日，他寫道：郭筠仙侍郎，就是郭嵩燾，他回來當侍郎啦，是副部長，“每歎羨西洋國政、民風之美”。在外國當了幾年公使，回國以後老講，西洋的國政、民風非常美。“至為清議之士所觝排。”
他這麼講話，當時好多人罵他。用“四人幫”的名詞，就是裏通外國、崇洋媚外。大概郭嵩燾也被扣上了這麼些個帽子。另外還有個李圭，他在《環遊地球新錄》這一本書中說到機器造紙。他講造紙本來是中國發明的，可是機器造紙是西方搞的，所以造的紙非常好。另外他還講那些人都非常之敏捷、爽快、通達，不執滯。常看他們做事，頭緒紛繁，問題很多，可是一轉瞬間，就把一切問題都弄好了。可見李圭對歐美人也是讚美的。不多舉例子了。這些例子說明什麼呢？就說明19世紀後半葉，就在那三個層次中三個問題：本末問題、夷夏問題、體用問題鬧得烏煙瘴氣的時候，當時還有不少人腦筋是比較清楚的。他們說洋人好的地方，不僅是船堅炮利，人家的風俗習慣，辦事的效率、法律也比我們強，不是都糊塗的。
現在，我想既然講到這地方，我想是不是講一講東西方文化究竟有什麼差別。這個問題也是一個大問題，光講這個問題，恐怕半天也講不完。
東西方文化，大家都感到有差別。為什麼講這個問題呢？要不講這個問題的話，我們下邊講我們拿來，究竟拿什麼東西呢？拿來，拿好的啦，是不是？我們好的東西要發揚，我們不足的地方要改正，要拿外國的好東西來。
當然要分清楚東西方優點何在？差別何在？關於這問題文章多得不得了。有一些我就不講了，我隻舉一個例子，就是李大釗同誌。李大釗講過東西方的差別，嚴複也講過差別。同誌們要看的話，可以看民盟中央出的一個刊物叫《群言》。《群言》就是大家來說話，是1986年第5期，上麵我寫了一篇短的文章，叫《交光互影的中外文化交流》，我在那裏引了嚴複他對中國跟西方究竟有什麼差別，在這裏我就不講了，可以看一看那篇文章。現在我講一講李大釗同誌。他講東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點，首先是根本不同，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一個動，一個靜，這是一點。東方是為自然的，西方是人為的；東方是安息的，西方是戰爭的；東方是消極的，西方是積極的；東方是依賴的，西方是獨立的；東方是苟安的，西方是突進的；東方是因襲的，西方是創造的；東方是保守的，西方是進步的；東方是直覺的，西方是理智的；東方是空想的，西方是體驗的；東方是藝術的，西方是科學的；東方是精神的，西方是物質的；東方是靈的，西方是肉的；東方是向天的，西方是立地的；東方是自然支配人間的，西方是人間征服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