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兩次是佛教的傳入和西學東漸。佛教傳入的結果是形成了中國佛教。
而明末清初以來西方文化在我國廣泛傳播，則是“西學東漸”。從此，我們才有了“中學”和“西學”這樣的名稱，才有了“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這樣的說法。“西學”的先遣部隊是天主教。天主教入中國，不自明末始，但是，像明末清初這樣大規模的傳入，還是第一次。唐代有所謂三教的說法，指的是儒、釋、道。此時又來了一個新三教。道家退出，增添了一個天主教。新三教之間有過矛盾和撞擊，方豪先生的《中西交通史》第五章《歐洲宗教與神哲等學之東傳》敘述頗詳，我不贅述。
我們中國不但能夠拿來，也能夠送去。曆史上，我們不知道有多少偉大的發明創造送到外國去，送給世界人民。從全世界的曆史和現狀來看，人類文明之所以能發展到今天這個樣子，中國人與有力焉。可惜的是，在一片西化之聲洋洋乎盈耳之時，西方人大都自我感覺極為良好，他們以“天之驕子”自居，在下意識之中，認為自古以來就是這樣，今後也將永遠是這個樣子。今天的中國，對西方的了解遠遠超過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在西方，不但是有一些平民百姓對中國不了解，毫無所知，甚至個別人還認為中國人現在還在裹小腳，吸鴉片。
連一些知識分子也對中國懵懂無知，連魯迅都不知道。既然西方人不肯來拿我們的好東西，那我們隻好送去了。鑒於此，我們組織了一套《東方文化集成》，計劃出500多種，600多部，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出版，現在還在繼續編輯出版。我還和王寧主編了一套《東學西漸叢書》，1999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總共7部，包括朱謙之先生早先寫成的《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還有其他作者的新著：王寧的《中國文化對歐洲的影響》、王兆春等的《中國軍事科學的西傳及其影響》、韓琦的《中國科學技術的西傳及其影響》、劉岩的《中國文化對美國文學的影響》、史彤彪的《中國法律文化對西方的影響》、孫津的《中國現代化對西方的影響》。叢書出版之後，有人發表評論，說這套叢書，可以增強我們變革和發展的信心，說這套叢書的價值得到了充分展現。
從這套叢書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元16、17世紀以前的歐洲，在文明的發展中與中國有多麼大的差距。而他們向中國文明的學習，與後來中國人接受歐洲文明的順序是相似的，即先從科學技術開始，這不僅包括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四大發明”，還包括陶瓷、冶金、紡織等技術，以及軍事技術和兵法等。之後，又逐步深入到文化，即價值觀、思想和道德，再就是哲學，進而是對中國社會製度的理性思考。2000年劉登閣、周雲芳著的《西學東漸與東學西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看來，東學西漸在學術界引起了相當程度的重視。
我認為21世紀應該是“東化”的世紀。西方文化從文藝複興以來，昌盛了幾百年，把社會生產力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促使人類社會進步也達到了空前的速度，光輝燦爛，遠邁前古，世界人民無不蒙受其利。但它同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一樣，也是決不能永世長存的，遲早也會消逝的。20世紀20年代前後，西方的有些學者已經看出西方文化衰落的端倪，如德國施賓格勒在1917年開始寫作的《西方的沒落》一書，預言當時如日中天的西方文化也會沒落。此書一出版，馬上洛陽紙貴，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英國著名曆史學家湯因比受其影響，也反對西方中心論。
他們的觀點是值得肯定的，因為，西方文化同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一樣，也是決不能永世長存的，遲早也會消逝的。在今天，它已逐漸呈現出強弩之末的樣子，大有難以為繼之勢了。
具體表現是西方文化產生了一些威脅人類生存的弊端，其犖犖大者，就有生態平衡的破壞、酸雨橫行、淡水資源匱乏、臭氧層破壞、森林砍伐、江河湖海汙染、動植物種不斷滅絕、新疾病出現等等，都威脅著人類的發展甚至生存。
西方文化產生這些弊端的原因，是植根於西方的基本思維模式。因為思維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礎，思維模式的不同，是不同文化體係的根本不同。簡而言之，我認為，東方的思維模式是綜合的，它照顧了事物的整體，有整體概念，講普遍聯係，接近唯物辯證法。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既見樹木，又見森林，而不是隻注意個別枝節。中國“天人合一”的思想，印度的“梵我一體”的思想，是典型的東方思想。而西方的思維模式則是分析的。它抓住一個東西，特別是物質的東西，分析下去，分析下去，分析到極其細微的程度。
可是往往忽視了整體聯係，這在醫學上表現得最為清楚。西醫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完全把人體分割開來。用一句現成的話來說就是，隻見樹木，不見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