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醫則往往是頭痛治腳，腳痛治頭，把人體當做一個整體來看待。兩者的對立，十分明確。但是不能否認，世界上沒有絕對純的東西，東西方都是既有綜合思維，也有分析思維。然而，從宏觀上來看，這兩種思維模式還是有地域區別的：東方以綜合思維模式為主導，西方則是以分析思維為主導。這個區別表現在各個方麵，具體來說，東方哲學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就是以綜合思維為基礎的。
西方則是征服自然，對大自然窮追猛打。表麵看來，他們在一段時間內是成功的，大自然被迫滿足了他們的物質生活需求，日子越過越紅火，但是久而久之，卻產生了以上種種危及人類生存的種種弊端。這是因為，大自然雖既非人格，亦非神格，卻是能懲罰、善報複的，諸弊端就是報複與懲罰的結果。
有的學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弊端，比如環境汙染，隻有發展科學，發展技術，發展經濟，才有可能最後解決環境問題。我不同意這種看法。為了保護環境決不能抑製科學的發展、技術的發展和經濟的發展，這個大前提是絕對正確的。不這樣做是笨伯，是傻瓜。
但是處理這個問題，腦筋裏必須先有一根弦，先有一個必不可缺的指導思想，而這個指導思想隻能是東方的“天人合一”思想。否則就會像是被剪掉了觸角的螞蟻，不知道往哪裏走。從發展的最初一刻起，就應當在這種思想的指引下，念念不忘過去的慘痛教訓，想方設法，挖空心思，盡上最大的努力，對弊害加以抑製，決不允許空喊：“發展！發展！發展！”高枕無憂，掉以輕心，夢想有朝一日科學會自己找出辦法，挫敗弊害。常言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到了那時，魔已經無法控製，而人類前途危矣。中國舊小說中常講到龍虎山張天師打開魔罐，放出群魔，到了後來，群魔亂舞，張天師也束手無策了。最聰明最有遠見的辦法是向觀音菩薩學習，放手讓本領通天的孫悟空去幫助唐僧取經，但是同時又把一個箍套在猴子頭上，把緊箍咒教給唐僧。這樣可以兩全其美，真無愧是大慈大悲的觀世音。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主張“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21世紀是東方文化的世紀，東方文化將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統治地位。而取代不是消滅。全麵一點的觀點是：西方形而上學的分析已快走到盡頭，而東方文化尋求綜合的思維方式必將取而代之。以分析為基礎的西方文化也將隨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綜合為基礎的東方文化。這種代之而起，是在過去幾百年來西方文化所達到的水平的基礎上，用東方的整體著眼和普遍聯係的綜合思維方式，以東方文化為主導，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華，把人類文化的發展推向一個更高的階段。
這種“取代”，在21世紀可見分曉。所以結論是：21世紀是東方文化的時代，這是不以人們的主觀願望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用東方“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行動，濟西方“征服自然”之窮，就可以稱之為“東西文化互補論”。東方的“天人合一”是帶有普遍性的一種思想，中國、印度都有。即以中國儒家為例，《易經》中有“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中庸》有“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孟子》有“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也”。董仲舒的“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張載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更是典型的天人合一思想。這些都是綜合思維方式的典型例子。
2001年10月，76位中華文化研究者，其中也有我，發表了《中華文化複興宣言》，肯定：亞洲四小龍的崛起和日本的高速發展，都吸收了中華文化思想的智慧。當前西方一些有遠見之士都在盡力研究中華文化，並提出“西方的病，東方的藥來醫”，形成了“東學西漸”。這些都說明了中華文化在當今世界仍有無窮的價值！
我們知道，16至18世紀的“東學西漸”給歐洲思想界帶來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中國哲學對法國啟蒙運動和德國古典哲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根據收入“東學西漸叢書”的朱謙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對於歐洲的影響》，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霍爾巴赫等人都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重農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經濟學家魁奈甚至有“歐洲孔夫子”之稱。儒家的理性精神和人道原則，無神論和“人性本善”的思想，都被啟蒙思想家用來作為同基督教神學作鬥爭的武器；道家崇尚自然的原則也對法國唯物主義產生了明顯的積極影響。
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能以平等的心態來對待中國哲學，他不諱言，自己的二進製直接受到《易經》中的陰陽八卦卦序的啟發。其大弟子沃爾弗同樣熱愛中國文化，曾因發表《中國的實踐哲學》的講演而受到迫害。德國古典哲學的開創者康德，是萊布尼茨——沃爾弗學派的嫡傳，他的“理性”一詞被認為來源於宋明理學的“理”和老子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