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歐洲的文化交流，傳教士起的作用不可抹殺。隨著西方傳教士的東來，西學逐漸地傳到了中國。與此同時，中國的傳統文化也通過傳教士傳到了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居住後，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或多或少都有了解。
他們把中國的古代文化典籍譯成西方的文字傳到歐美，諸如《大學》《中庸》《論語》《易經》等。在東學西漸中，有兩個人與青島有聯係，是值得注意的，一個是衛禮賢（Richard Wilhelm，1873~1930），一個是翟理斯（HerbetGiles，1845~1935）。
衛禮賢原名理查德·威廉，因為酷愛中國文化，便給自己取了個中文名字衛禮賢。他是德國基督教同善會的一名傳教士，1899年來中國，在青島傳教，也從事於教育和慈善事業，在中國生活了二十餘年，1924年回德國。
在華期間，曾與康有為有交往，與勞乃宣相識頗深，並在勞乃宣的幫助下，著手翻譯《易經》，在德國以德文出版。他還創辦了禮賢書院，潛心研究中國儒家學說。從1903年起，衛禮賢發表了大量有關中國和中國文化的論文，並著手翻譯中國古代哲學經典。已出版的有《論語》（1910年）、《老子》、《列子》（1911年）、《莊子》（1912年）、《中國民間故事集》（1914年）和《易經》（1924年）、《呂氏春秋》（1928年）和《禮記》（1930年）等。回國後，在德國萊茵河畔的法蘭克福創立中國研究所，出版雜誌《中國的科學與藝術》，成為“中國在西方的精神使者”。
德國的學者們給予衛禮賢高度和充分的肯定，法蘭克福大學授予他漢學榮譽博士，他成了中國古代聖人的詮釋者。
通過他，西方思想界的一大批代表人物接觸了中國文化，從中得到了或多或少的啟迪。如榮格認為從他那兒得到的教益比從其他任何人得到的都多。對衛禮賢翻譯的《周易》，榮格說：《易經》中包含著中國文化的精神和心靈；幾千年中國偉大智者的共同傾注，曆久而彌新，仍然對理解它的人，展現著無窮的意義和無限的啟迪。通過《易經》的幫助和啟發，榮格提出了“共時性原則”，並將這種“共時性原則”，作為自己的分析心理學發展的內在基石，認為建立在共時性原則基礎上的思維方式，在《易經》中表現最為充分，是中國思維方式最集中的體現。而對於西方人來說，這種思維方式，從赫拉克利特之後，便在哲學史上消失，隻是在萊布尼茲那裏出現過一些低微的回聲。
英國漢學家翟理斯在青島居住並遊學，1903年青島啤酒創立，譯名就是采用他和威妥瑪式拚音，而為Tsingtao Beer。他在中國擔任過多處英國領事，後來擔任英國劍橋大學第二任中文教授，治學勤，著作多，有“其書滿架”之譽。他對東學西漸有很大貢獻。他著有《中國曆史及其它概述》。
他編的《華英辭典》，提到很多中國文人，附有各個漢字的廣東、客家、福州、溫州、寧波等9個方言區的方音拚法。他著《古今姓氏族譜——中國人名大辭典》，介紹了從先秦到19世紀的中國曆史人物，其中有不少是文學家。另著《中國文明》《中國文學史》，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提到過這部外國人寫的中國文學史。他翻譯的作品也很多，有《英譯漢詩》，1898年他從《聊齋誌異》的455個故事中選譯了164個故事，並根據其中的《夢》（即《蓮花公主》）改寫了一部芭蕾舞劇《蜜蜂》，1916年該劇上演後在歐洲引起轟動。他還有兩次重譯的《佛國記》（1877年、1923年），1905年寫《中國繪畫藝術概要》，1911年編《古今圖書集成索引》。廈門大學第一任校長兼國學院院長林文慶在1929年完成《離騷》的英譯時，他和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R·Tagore）作了序。他還著有《儒家及其競爭者》（1915年），並對《論語》《孟子》《老子》《莊子》等思想經典作了部分翻譯。他和他的兒子對《莊子》都很有興趣，各有自己的《莊子》節譯本。1957年，英國出版了他用38年時間編成的《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目錄》。
他的知名度很高，孫中山1897年春複函給他（時任劍橋大學教授），並應其所請寫了一篇自傳，談到自己初次出國的感受，“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至於教則崇拜耶錦，於人則仰中華之湯武暨美國華盛頓矣”。孫中山的這些感受與文化交流有關。
在翟理斯和衛禮賢幾十年之後，21世紀的第四年，青島大學《東方論壇》又開設了“東學西漸”的專欄，這不知是巧合，還是策劃者事先有意安排的。我希望這個欄目能夠吸引更多的學者參加，都來關注文化交流。我希望把這個欄目辦好，辦成一個有特色的欄目。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