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1368～1644年)清(1644~1911年)兩代已處在封建社會晚期，明清兩代也是中國瓷器生產的鼎盛時期，究其原因，大致有下列五點：
第一，明、清兩代初期的統治者像其他朝代一樣，都采取了一些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如墾荒、興修水利、實行屯田或蠲免一些賦稅等，對商業和手工業也都采取了一係列的緩和措施。這些都使得社會經濟得到了發展。
第二，明清時期，資本主義因素有了進一步發展，在重要的手工業部門中，有一部分進入了工場手工業的發展時期，這有利於瓷器的發展。
第三，明清兩代都有一批城市繁榮起來，增加了對手工業品的需要。城市的官吏、地主、大商富賈、乃至一般居民都對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瓷器的要求量日益增加，特別是對高檔瓷的需求量日益擴大。
第四，明清兩代，宮廷對瓷器需要量大增。明代從洪武以來經常命景德鎮燒造瓷器，動輒數千、上萬甚至數十萬件，而且均為高檔瓷，並派官員督造，不惜工本，完不成任務的官員要受到處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皇帝都對瓷器有所偏愛，直接幹預瓷器生產，派官員督造。如康熙時的臧應選、劉源、郎廷極，雍正時期的年希堯，乾隆時期的唐英等。有些督陶官與明代的不同，他們能深入到瓷器生產中去，研究製瓷工藝，並有所創新。特別是唐英所取得的成績最為突出，他不僅是一個實務家，通曉瓷藝，而且能將工作中的經驗加以總結，他寫成的《陶成紀事碑》和所編著的《陶冶圖說》均是中國製瓷工藝史上的重要資料。皇帝和督陶官憑借他們的權力，不僅能調集全國的能工巧匠，也能壟斷最好的製瓷原料，因而也就能製造最佳的藝術珍品。
第五，明清時期是中國瓷器輸出的高峰，從鄭和下西洋起，一直到19世紀中期，很少間斷，特別是18世紀時，每年有數十萬件、甚至百萬件輸出國外。這也是明清時期瓷器大發展的一個原因。
除景德鎮外，明代龍泉窯、磁州窯、德化窯仍在繼續生產。另外，江西吉安、樂平、廣昌，廣東的佛山石灣、中山、博羅、揭陽、惠陽，福建的德化、安溪、永春、浦城、崇安、政和、建陽、建甌、南安、屏南，雲南玉溪、祿豐，浙江江山，廣西東興，甘肅華亭等地窯場也生產一些民用瓷。此時江蘇宜興所產紫砂、山西晉南地區所產琺華均取得較為突出的成績。清代由於景德鎮“瓷都”地位的進一步確立，地方窯場更趨衰落。這時隻有江蘇的宜興，廣東的廣州、佛山石灣，福建的德化、安溪、南安等地的窯場燒造瓷器，而且多與行銷國外有關。另外山西陽城等縣和江蘇宜興仍燒造琺華器和紫砂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