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州淪陷前，紅線女全家搬到了澳門。她看了粵劇前輩白駒榮主演的粵語電影《拉車被辱》，這原來是舞台上的粵劇，演紅了，改編成電影，還由白駒榮主演，當中加了幾段粵劇唱段。她覺得出現奇跡了——原來看粵劇必須進劇場，而且必須由演員真的來演；現在方便了，演員隻演一遍，讓膠片記錄下來，想什麼時候看，什麼時候就能看。她幾乎要叫喊“奇怪”了，這白駒榮實在太“捧”了，在粵劇舞台上他是大老倌，怎麼一轉眼，他又跑到了銀幕之上呢？如此“棒”的還不止是白駒榮一位，還有她幼年初次從留聲機中聽到和想象中的馬師曾。大約是接觸了留聲機之後的兩三年，有一次在香港她和表妹出去玩，看到街上正有一些人在拍電影，另外一些人在圍觀。她倆鑽進人群，就聽見有人指著一個人說，“看，那是馬師曾！”她驚異了，幼年她就從留聲機中聽過馬師曾的唱片。“哦，馬師曾——大老倌，粵劇舞台上比白駒榮還要有名的演員，竟然會是這個樣子！”後來，她果真在銀幕上看到了拍攝中的那一幕，一看之下真讓她心服口服：原來粵劇老倌上了銀幕，就象長出了翅膀，真是威風八麵、勢不可當！
她沒有想到自己將來會上天，因為此時連在地麵上的飛跑，還沒有練好呢。
初次登天
1947年，紅線女排演了一部十分走紅的粵劇《我為卿狂》，劇場裏連連客滿。
紅線女演紅歌女杜美，她的師傅蓮姐扮演一個青春逝去的老歌女南絲，馬師曾扮演一個有正義感的記者。戲開始時，記者訪問了杜美，並很快愛上了她。南絲發現了，認為記者人不錯，勸杜美不要猶豫，一定要珍視這一段感情。可惜後來發生了誤會：一次記者來找杜美，正巧她不在。南絲接待了記者，在給她倒茶時，不慎茶水濺落出來，弄髒了記者的衣服。南絲隨手從房間中取出一件男人睡衣睡褲給記者換上。恰巧這時杜美回來，一見麵就認為是南絲勾引自己的“心上人”，於是進入內室，狠狠關上了通往內室的門。
下麵將有一場很生動的戲。記者不斷叫門，杜美不開。記者再叫，最後把杜美叫煩了，索性開門出來，倆人你一句我一句地爭吵起來。一般說，這樣的“爭吵”未必是“戲”，然而經馬和紅兩人一演，卻又處處是“戲”。原因有兩點，一是藝術處理極為自然，有時唱，有時念，唱念融合得很到家。另一點，就是兩人對自己的人物都把握很準。原來，他倆過去合作過一個類似的戲《野花香》，紅線女依然扮演一個歌妓，但流落風塵時間久了，心也麻木了，隻要對方給錢就成。這個“野花”先勾引了一個少年，後來少年的父親（一位行為古板的老教授）前來找她算帳，於是她又精心設計了一個圈套，又把老教授給“裝”在裏頭了。在《野花香》中，馬、紅二人演得都十分出色。由於有了這個對比，《我為卿狂》一排就十分到位，馬、紅又演出了兩個活生生的人物。
當時在香港，主要的娛樂形式是兩種：粵劇和電影。粵劇觀眾很多，成分也各式各樣，老年人，大學生，甚至讀洋書的人也能成為戲迷。每天晚上都有粵劇演，少的時候是一兩個戲院演，多的時候可以有五個，每周另外有一個日場。電影觀眾人數就更多，小販啦，閑人啦，什麼人都愛看電影的，電影院一天放映五六場。最大的電影公司是“邵氏”，它的資本最大。也有一些電影院的老板，一方麵放映“邵氏”出品，一方麵自己投資拍幾部片子，然後拿到自己的電影院去放。
《我為卿狂》是南洋公司（邵氏公司之下的一家子公司）電影老板出資拍攝的。老板的眼光很準：粵劇正走紅，紅線女的唱在觀眾中有吸引力，何況還有馬師曾呢？讓他們兩位合作，片子出來準賣座兒。南洋公司很快和馬、紅聯係上了，一切準備就緒。當然，從公司方麵講，唯一害怕紅線女在鏡頭前緊張，因為這也是個不爭的事實——不是一切會在台上演戲的人，都能在鏡頭前邊從容自如。
然而使電影老板和馬師曾同時叫奇的是：紅線女絲毫沒有緊張，頭一次試鏡頭就一次通過——“Pass”！
一切還都記憶猶新——開機那天，第一個鏡頭是個中景，就她一個人。這也不奇怪，大多數導演開拍一部片子，第一個鏡頭多少帶有隨意性——往往隨便從片子中部選一個主角的單人鏡頭，不能太費事，力爭一次通過為好。一次通過，也象征著這部片子“開市大吉”。當然，導演也知道紅線女拍片子還是頭一回，所以當鏡頭對準紅線女（上半身）時，不免就多叮囑了幾句——告訴她戲中的“對手”，應該就在鏡頭前邊。當然，“對手”要是真在那兒一站，就把鏡頭擋住了。導演一方麵要求紅線女的視線要對準鏡頭，同時又不不能“穿透”鏡頭——這就要演員找準感覺，要求紅把視線調整到恰到好處。此外，導演還告訴她，在這之前的矛盾已經“如何如何”，現在你就得“如何如何”。吩咐完這些，導演轉身命令攝影“開拍”——
隻見紅線女不慌不忙，視線的焦點不長也不短。既對著攝影機，方位準確；又沒望“透”鏡頭——否則觀眾就認為演員是對著觀眾說話了。其他如感情方麵，也都是恰到好處。
中景拍攝完畢，導演連說“OK！”
隨後的拍攝，紅線女幾乎每次都是一次就“OK”。舞台上演戲，情節需要是從頭向後發展，演員的情緒也同步發展。電影則不同，經常是為了“湊”場景的方便，一拍就要把發生在這一場景上的戲全都拍完。可是，發生在同一場景上的戲往往是跳躍的——第一個鏡頭興許是三年前，第二個說不定是今年，下一個可能就是二十年後了。況且，第一個鏡頭剛體現了悲，第二個就更換為喜，到第三個則變成哭笑不得。於是演員的情緒就需要“蹦”——從悲“蹦”到喜，再由喜“蹦”到哭笑不得。這本是因操作需要對演員提出的“額外要求”，但也沒能難倒紅線女。她感情來得快，說讓悲，臉上立刻流淚；說要喜，又立刻破涕為笑。這種善於迅速培養感情並外化出來的本領，究竟是怎麼培養出來的呢？是天才因素所致使？還是背後苦學勤練所造就？當然應該是後者，她既是當演員的好材料，更是拚命學戲的苦行僧。她漸漸熟悉了攝影機的性能，知道自己怎麼在鏡頭前“才合適”。她每天去機房看當天拍出來的帶子，一當衝洗出來，都會在那兒放映一遍。不是每個演員都會去看，熟悉的演員就不再看。可紅線女每次都去，每逢看到拍得不好的段落，她都要求導演重拍。有時甚至未必是“不好”，隻要發覺不是“最好”，便也請求導演重拍。她發現自己側臉時，感情“出來”得總顯得不是“最好”，於是以後每每拍戲，自己就盡量防止側臉。
久而久之，攝影機不再是阻攔她顯現感情的“對頭”，反而成了她展現內心世界的“密友”。
電影與戲曲不同，麵部的感情哪怕隻是一點小小流露，也能毫如纖發地展現出來。如果自己在電影上“做”出來了，那麼回到舞台之上，就可以轉用程式表現再加以“放大”。反之亦然。逐漸，紅線女練就了銀幕、舞台的兩種表現本領，做到毫不混淆。同時也善於從容地進行“轉化”。
拍過電影，讓紅線女覺得自己又開拓了一片藝術新天地。
拍攝《我為卿狂》，從進棚到放映不足半年。她後來坐在電影院中觀看銀幕上的自己——一切動作都很真實，她笑了。
黑暗中，她聽到一些粵劇觀眾的輕聲議論，說自己“在電影上比舞台上更漂亮”。她再一次笑了。
在此之後，導演和電影製片廠老板總是奉承自己。對此，紅線女總是淡淡一笑。
一發而不可收
怎麼去形容紅線女自《我為卿狂》之後的電影生涯呢？
六個字就足以概括：一發而不可收。
她已經是粵劇最走紅的名角之一，不僅年輕漂亮，更在鏡頭前自如準確，怎麼“做”就怎麼“有”。她有一條金嗓子，可以把走紅粵劇的選段移進影片，觀眾習慣也歡迎在別人全部都是“說話”的影片中，單獨給她加一段“唱”。她是可以把當時香港兩大主要娛樂方式（看粵劇與看電影）統一到一起的人。隻要有她參加拍攝的片子，保準賣座。隻要是她拍攝過的片子再用粵劇形式演出，也能客滿。在銀幕上看過她的人，也還希望能在劇場裏近距離再看一次“真人”。
她幾乎不挑片子。隻要片中的角色適合她本身的年齡和外形，她都願意一試。
她拍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中的最後一部《秋》。她在其中演翠環。當時，她參加了著名的“中聯”公司。“中聯”是一個關注藝術質量的群體。紅線女看重它的，也恰恰是這一點。1951年他們拍攝了巴金的名著《家》、《春》、《秋》。這次行動多少有一點展覽“女明星”的意思。比如在《家》中，由紫羅蓮扮演鳴鳳，由黃曼莉扮演瑞玨，由小燕飛扮演梅表姐。在《春》中，由白燕扮演蕙表妹，在《秋》中，前邊那些女角差不多都不在了，紅線女扮演的翠環成為重要的女角。
翠環不是主角，在這種展覽性質的大合作片子中，紅線女所想的，就是好好把人物演準。她是覺新母親房裏的丫頭，很年輕，很不“占地方”。但是，就在這麼個“小人物”心中，也能發出由衷的浩歎，那歎息和她的身分和年齡很不相稱，痛苦而深刻。她本來應該有自己的青春，可以跳起腳來走路，哪怕像戲曲舞台上習見的小丫頭那樣輕浮些也無防。可是她不能，她有太多的事情壓在心裏，看到這個大家族的沒落，她把一切全都隱忍下去。她仿佛擁有太多的苦楚和閱曆。
電影中沒給她安排大塊的戲，但也見縫插針在某些地方給她加了一點和覺新的戲。她一個小丫頭，對於這個大家族的沒落，是不允許說什麼和做什麼的。影片給予她的，就是每當一個“段落”完結之後，給她一個特寫鏡頭，仿佛她就是這個大家庭沒落的見證人。隻要一顰一蹙，也就夠了。紅線女對此十分慶幸，她就善於通過一顰一蹙做戲。若是在舞台上演翠環，那就隻有把她擺進矛盾的漩渦，然後再給她安排大段的唱腔。如果真這麼一來，紅線女反倒覺得不真實了。
1952年，她又參加了曹禺《原野》的拍攝，扮演女主角金子。
她對此十分慶幸，“從影一開始，我就拍了這麼多名著，對我實在是鍛煉。”這的確是心裏話。因為是名著，參加過演出的名演員就多，許多人還不是第一次排演。能夠和這些有經驗的演員共同塑造人物，的確給紅線女以很大的幫助。就比如這次拍《原野》，其他幾位主演的陣容也很整齊——吳楚帆扮演仇虎，張瑛扮演焦大星，黃曼梨扮演大星之母盲婆，再加上自己扮演的金子。這最重要的四個人物，構成了演出中的“到處是‘戲”，一點不給觀眾沉悶的感覺。這既是作者的功力所在，同時也考驗演員會不會演戲，是否能在一些貌似平淡的台詞中，顯現那劍拔弩張的內涵。戲裏，金子除了在與仇虎重逢時唱了一段小調，其他地方就再沒有唱。這一點也說明，紅線女在這部片子裏必須全力演“戲”，觀眾是為了看這些不帶唱的“戲”而來。這和以往拍攝根據粵劇舞台走紅的劇目改編的影片不同。
紅線女仔細分析了劇本，覺得對於金子，並不能簡單地認為她就是“壞人”。她不是《宋江殺惜》當中的閻婆惜，紅線女曾在一部電影中扮演過閻婆惜，覺得閻不能讓人同情，因為她先一步把宋江置之死地而後快。金子則不同，她本來和仇虎已經拜堂，可讓焦大星的父親抓走仇虎，被迫成了焦大星的人。焦大星生性怯弱，但本質上不是壞人，可他的母親盲婆是個出了“邊兒”的惡人。電影中有一場盲婆“審”金子的戲，盲婆讓金子跪在祖宗牌位下邊，要她發誓，問她在外邊可曾又有了野男人？金子禁不住精神的重壓，結果撤了謊。這場戲的每句台詞都有力度，演員如果體會到了，演起來也會感到過癮。
前些年，北京的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上演過話劇《原野》，劉曉慶也主演過電影《原野》，我都看過。相比之下，我認為紅線女當初演的並不弱。這部電影從整體與之相比，可以說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