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還想起李少春。他請李少春教自己舞劍，當時少春身體不好，情緒也不太好，但教自己還是很認真的。紅線女發覺他蘊涵在動作中的根底很深，一切都有規矩。寶劍拿在他手裏，就像“長”在手裏一樣，怎麼“耍”都好看，怎麼“耍”就怎麼“有”。可惜的是，每次見麵的時間不長，教完了劍，他就匆匆告別。
下一個回憶起來的，就是評劇明星小白玉霜了。當年回國觀光時看過她的《秦香蓮》，自己很受感動，接觸幾次之後，紅線女還去了她的家，發現她不太會“整理內務”，但倆人之間反倒因此而無話不談了。
後來成為最親密朋友的，應該算是王昆。她待人真爽，有時甚至是潑辣，和一般戲曲界人不太一樣。後來才明白：她來自延安，延安人都是直脾氣。
紅線女還在北京認識了兩位畫家，一是李可染，一是傅抱石，傅長期生活在南京，但紅線女總是在北京遇到傅。紅喜歡傅的畫，同時更尊重傅的為人，豪爽而樸素。他的畫既寫實也寫意，把拙和巧結合到一處。他沒有酒就不能工作，每次喝完酒就才思縱橫，下筆也揮灑不羈。李可染是北京的畫家，是齊白石的弟子。他用色深重，著墨較多。紅線女沒有和他深談過，隻是聽說在整個50年代當中，他和另一位畫家張仃經常去南方寫生，重視“師造化”，力求從“四王”的框框中突破出來，這似乎是他在山水畫上追求新風格的一種表現。恰巧，李可染的轉折也影響了紅線女的轉折，如何擺脫傳統的束縛而另辟蹊徑？這大約是他們當時心中所共同想的問題。
在北京一呆好久，北京的文化人也認識了不少，她開始琢磨北京文化人的特有心性。
“北京人很樸素也很正直，文化人也一樣，他們生活在三代都城的氛圍裏，初時不感到怎麼樣，久而久之就具備了任何其他城市也無法比擬的一種氣質。北京文化人的事業心大多很強，同時也有一種不知道是否可以叫做‘驕傲’的習慣。他不認識你時，可能不搭理你，不像上海人那麼容易同你‘自來熟’。北京人的相熟，通常是要在某個‘事情’當中真正認識了對方，興許就會把對方當成自己可以‘相與一生’的朋友。你敬他一尺，他就會敬你一丈。北京文化人當中，興許會產生終生不渝的友誼。”
我曾問紅：“廣州的文化人又有哪些特點？”
紅線女想了很久，“我最熟悉的是秦牧。像他那樣深入理解人家的心，既爽直又有分寸，好像很少。我一有時間總會去看看關夫子——山月。他還算是我的老師，可惜我沒有功課交，我是個不合格的學生。廣東文化人大多數人各忙各的，各人自掃門前雪。這種心態也不能算‘錯’。要是再深問，我就怎麼也說不出來了，誰讓我幾十年一直住在那裏，就像蘇軾《題西林壁》中說的那樣——‘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麵目——’”
我接過去說：“‘隻緣身在此山中’——是吧？”
“當然，就是。”又是淡淡的一笑。
《山鄉風雲》
排過了《劉胡蘭》，紅線女一直搜尋著適合自己的現代戲題材。一種辦法是，訂了十幾種文學刊物，隨時瀏覽，隨時發現；再一種是多方打聽，了解在全國範圍內，近來又出現了哪些善於搞現代題材劇目的“高人”。一有“高人”出現，她就想方設法去接近、去合作。比如在1962至1963年間，有人告訴她，河南出了一位李準，搞過《李雙雙》，得到了大成功，最近又在搞《龍馬精神》，十分“了不得”。介紹者都說李熟悉農村生活，搞現代戲很有把握。後來，紅線女在北京的一次會議上，看到會議名單中有李準的名字，便悄悄打聽哪位是李準。知情者把手一指：“呐——”紅線女立刻上前接近，“自報家門”。以後又通過中南局把李準請到了廣州。他們一起到寶安“下生活”，又到叢化改劇本，寫了一出反映知識青年下鄉的故事。紅線女扮演其中的一個女知識青年，在落戶試驗良種的過程中，使得自己也成為一顆人才的“良種”。李準不熟悉廣東話，沒辦法寫粵劇的曲牌體的唱詞，於是紅線女把粵劇編劇莫汝誠找來合作。劇本一改再改，最後“成”了。但是公演之後，反映卻不那麼“成”，還挨了些批評，說是“和生活有距離”。
紅線女不氣不惱，“一次不行”，咱就“再來一次”。又選中一個《珠江風雷》的本子，還把全團人馬“下”到陽江“深入生活”然後在順德排戲。戲反映的是解放初期農村的事，她扮演一個女生產隊長，見到壞人破壞生產，就奮不顧身抓壞人，另外和支部書記有點愛情糾葛，就一點點愛情，確實不多，也不敢多。最後，費了很大的力氣，總算排得了，陶鑄陪同董老（必武）看了戲。董老挺高興，用一張毛邊紙的便箋寫來賀信，還寫了一首很長的詩，讚頌紅線女扮演的主人公。但是這出戲後來拿出來公演，反映平平。這種效果距離紅線女心中的標準很遠，距離陶鑄同誌（他當時已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心中的標準似乎就更遠了。
早在1962年中，廣東作家吳有恒的長篇小說《山鄉風雲錄》出版，獲得一致好評。吳是黨內的老同誌，解放前是粵中縱隊的司令員，這部小說就是寫他當年的生活，據說幾個主人公在生活中都有“原形”。廣東先出現了話劇《桃園堡》，就是根據小說改編的，反映很不錯。在中南局戲劇會演的時間逐日逼近之際，廣東到底在這次會演中拿什麼“貨色”出來，就成為廣東領導層必須迅速拍板的問題。
陶鑄下了決心——“上！”於是，改《山鄉風雲》為粵劇的行動由此啟動。
省委幾位部長蹲點，請吳（有恒）老“出山”，擔任這個戲的編劇組的組長。還把粵劇幾位健在的老藝人也請出來，組成顧問組，其中以當年大紅過的花旦孫頌文為首席。
劇組下到羅浮山地區深入了一段生活，並且到部隊中摸爬滾打了許多天。紅線女和其他演員雖然演了大半輩子戲，但進山區和部隊戰士一起實幹，可還真是第一次。大家身上很累，但心裏都很充實。導演組稍後也成立起來，成員是林榆（執行）、紅線女、羅品超、郎筠玉、文覺非和少昆侖。
真有一種勢在必得的勁頭兒。
紅線女在戲裏扮演女主角劉琴，她本是遊擊隊中的女連長，為了打入敵人內部，便以省裏派下來的女教師為公開身份，獨自打進地主惡霸番鬼王盤踞的桃園堡。她費盡千辛萬苦，才和潛伏著的同誌接上線，共同發動窮苦群眾，麵對強敵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終於裏應外合，在一個中秋之夜，高舉紅燈，解放了桃園堡。
這出戲劇情波瀾起伏，高潮迭出，同時演員陣容整齊。除紅線女外，其他演員如：羅品超扮演黑牛，文覺非扮演萬選之，少昆侖扮演番鬼王，鄭培英扮演春花，羅家寶扮演何豐，黎國榮扮演我軍政委，郎筠玉扮演劉琴的B角。演員當中，屬黎國榮最為高興，以前好幾次和紅線女同台，總是安排自己演“反派人物”，這回總算“翻身”演了一回“我軍政委”！
戲每排出來一場，都由顧問組品頭論足一番。
1965年7、8月間，中南五省（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會聚廣州，市區所有劇場全都占滿，各路的戲劇英雄好漢，各顯奇能，擂台打得好不熱鬧！《山鄉風雲》得獎了，河南的《人歡馬叫》得獎了，湖南的花鼓小戲《補鍋》也頗為引人注目……
各路人馬散去，廣州依然不平靜。因為中央領導不論誰來廣州，中南局領導總要陪同看一場《山鄉風雲》。紅線女記得很真——中央幾大常委當中，除了毛主席沒看過之外，其他各位常委全都看了！當年，劇組在廣東省內巡回。年底則去了北京，在政協禮堂舉行首場演出，周總理親自出席，並上台祝賀演出成功，並和每一位演員握手。隨後離京赴滬，在上海過的春節。袁雪芬看戲之後，還在報紙上給紅線女寫了封祝賀的公開信。
上海好冷啊！紅線女他們住的地方沒暖氣，劇場也沒有暖氣。廣東人幾乎沒有人能頂得住！說實話，上海本來有少數旅館有暖氣，也有少數劇場有暖氣，可不久前掀起了“革命化”和“學解放軍”的高潮，於是就把暖氣給停了。盡管冷在身上，但大夥心裏總還是暖洋洋的。因為從一解放開始，粵劇從來都是移植別的劇種的戲。唯獨這一次，《山鄉風雲》大紅特紅，再加上走南闖北一宣傳，全國不少劇種都專程趕赴廣東要求移植《山鄉風雲》——這怎能不讓粵劇藝術家心中狂喜呢？
就在臨別上海的前一天，劇團得到通知：江青同誌要看戲，因此離開上海的日子後推。劇場選擇在“蘭心大劇院”，劇場座位不多，但它在解放前的名聲不小。等到劇組進入後台，才發現“今天有了暖氣”！演出完畢，江青問劇團的支部書記；“是否在寫真人真事？”是否依據生活中的原形寫出來的？”支部書記回答“有”，並且講到“正準備拍電影”。江青當即嚴肅表示；“不要搞真人真事嘛，你們是為誰樹碑立傳？也不要拍電影了……”雲雲。
劇組成員不明就裏，如墜五裏霧中。回到廣州，向省委彙報後，一切不了而了。沒過多久，“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