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線女的一生，幾乎都置身在藝術之內。她的藝術學習不停，藝術實踐更是一個跟著一個。她實在是沒有空暇，她讓藝術淹沒了自己作為一個女性的個人生活。對此，她有過痛苦，但時間一長也便習慣了。她習慣讓舞台或銀幕上的“生活”取代她私下個人的真實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講，說紅線女是“唯美主義”也無不可。
哦，說到這兒先“暫停”。因為這麼評判她還不太準確。準確地說，她應該是“唯真善美主義”才完整。藝術中的紅線女，是一個狂熱的“唯真善美主義”分子。但是，她也有從藝術中抽身出來，向藝術之外的社會生活偶然一望的時候。然而就是這“偶然一望”她依然倔強地以其“唯真善美主義”去要求社會生活中的每一個人和每一點事。一旦她發現社會生活不如她在藝術當中那樣追求和實現真善美，於是便急躁便憂慮便動怒無名。
就在我為她寫這本書的中間，紅線女偶然——確實是十分、十分的偶然——看了一名青年女演員主演的戲，女演員才22歲，剛從一個京劇團調到一家京劇院。紅線女覺得那女孩子挺有靈氣，便把她找到自己的臨時住所。一，誇女孩子演得好；二，要她以後多演。女孩子苦笑了，說昔日在京劇團時，一年沒上過一次台；調進京劇院後，去年就上了五次台，而且都是自己主演的戲，因此已然大大滿足了。紅線女一聽就急了，“這叫什麼話？——日場、夜場給名演員跑龍套，半夜一點鍾再開‘天光戲’，這時才輪到自己唱主角。別的龍套在這時打瞌睡，我卻精精神神，把白天站在台上看來的‘戲’，學著在此刻給用上……”紅線女越說越急，女孩子溫文爾雅，含蓄點頭，卻又暗自灑淚。
事後，紅線女問我什麼看法。我說：“女孩子是對的，或者說她隻能這樣。京劇院老一代人才濟濟，年輕人也疊床架屋。她能有今天，已經是不幸中的萬幸，如果她再去向領導要這要那，說不定就把自己推向了反麵……”
紅線女大惑不解：“如果我去幫她說說呢？”
“您千萬別給她女孩兒幫倒忙……”
事情很快就過去了。紅線女沒有冒失行動，倒不因為我的“進言”，是因為她又被無窮無盡的新工作“拉走”了。她再度“陷”進無窮無盡的工作的“漩渦”，依然是以她那種“唯真善美主義”的態度狂熱投入的。
但是，我相信她這麼連續工作到某一刻，說不定又會從藝術實踐的海洋中浮起身子，把頭向著社會生活“偶然一望”——啊，那神情和眼色都無比嚴峻……
大眾劇場
紅線女1955年回國，當年和馬師曾共同排演了《搜書院》，在北京的上演十分成功。
第一場演出馬上就要開演了，戲票賣出去不算少，這是老鄉朋友們的捧場。像粵劇這樣語音上和北方有大差別的劇種進京演戲，這是意外的收獲。在臨近上演時，聽見前台一陣喧嘩。紅線女正在扮戲，忙問旁邊的人發生了什麼事？旁邊的人回答：梅蘭芳先生來了！並且更怪的是，一些正在逛街的閑人，看見梅先生在胡同口外邊下了汽車（鮮魚口太狹窄，汽車進不來），就自動在胡同裏分開，如同夾道歡迎一般瞻仰梅先生的豐采。梅先生走過去了，他們便尾隨著，梅先生進了“大眾”，他們便臨時現買戲票，也進了劇場。梅先生進來是為了看粵劇，他們進來卻是為了看梅先生。紅線女聽說，心中不覺一動：京劇演員就是“厲害”，觀眾和他們的關係，真有點“鍥而不舍”。第一場演完之後，梅先生上了台，祝賀粵劇演出成功，也談到粵劇的鑼鼓問題。因為粵劇同一出戲可以使用兩種鑼鼓，可以根據觀眾不同需要而分別使用之。梅先生談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總的精神還是要想方設法，要保持和發揚粵劇自身的特色。
讓紅線女更感驚奇的，則是第二場演出。戲剛剛開始，紅線女就感到有些異常：同事們不時交頭接耳、竊竊私語。她平時演戲最害怕分心，就沒有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兒。直到演出結束，團長這才通知大家“不要卸裝”，因為是周總理在開演的那一刻來到劇場，用自己的錢買了戲票，現在總理馬上就要到後台來看望大家了……
正說著，掌聲已然響起來——來自連接觀眾席的那條黑暗的通道，周總理來到了粵劇演員當中，他高興地和大家一一握手，還連說“辛苦你們了”。他還走到音樂伴奏區看了看，數了數樂器（以及伴奏員）的數量和位置。當他知道粵劇要用十二位伴奏員的時候，他表示“粵劇很好聽，你們樂隊的人不多，能演奏到這個水平，值得推廣。”總理看到每一個演員時，不但能叫出他（她）在劇中人的名字，還能叫出演員的本名。忽然，他發現一個扮演配角（林伯）的演員不在場，就問“林伯怎麼不在？快請他來，快請他來。”當扮演“林伯”的演員隨即站到他麵前時，他一邊親切與之握手，一邊稱“你演得很不錯嘛！”
總理一連問了許多，最後轉向了紅線女：“你是拍電影的吧？”紅線女稱“是”。總理微笑了一下說：“你唱得不錯，你的表演，內心活動很細致，這是電影演員的所長，你使用了很好。可是你現是戲曲演員，是在表演舞台藝術。舞台和鏡頭前的表演藝術要求，應該是有所不同的。舞台表演藝術是誇張的，你要注意用戲曲的表演手段，在舞台上把內心活動表演出來。”
總理離去了，但紅線女內心的激動之情卻沒有停歇。自己剛剛回到祖國，第一次來到首都正式演出。真沒想到，第一場來了梅先生；更沒想到，第二場來了周總理。人民的總理居然用自己的錢買戲票！總理和梅先生的指導，都是那麼親切又那麼準確。看來，一切都已經重新開始。她再打量一下這個大眾劇場，忽然間感到劇場變得明亮和寬闊起來。她再打量鮮魚口狹窄的街道和周圍稠密的遊人時，更感到一種親切之感，戲曲是不能離開他們的呀。
座右銘
時間過得真快，十年光陰一霎即逝。紅線女一直沒得閑，排戲不斷，學習不斷，成功也不斷。一直等到了“文革”，自已挨鬥，那麼多的人都在挨鬥。藝術工作被迫終止，對紅線女來說，隻要還有一絲絲時間用於做藝術方麵的探索，她就舍不得讓自己的精神，去做藝術之外的遨遊。
最初，她麵對對自己的批鬥十分憤怒：“什麼？說我有問題？我能有什麼問題？不信，你去問團長！或者，你去問陶鑄！再不然，你幹脆去問敬愛的總理！”但沒多久，她就發現麵對一群“就是要搞你”的人，這麼講話是說不通的。那麼，咱們更換一種方式——“你們看看我這十幾年排演了多少好戲？我一個唱戲的藝人，用自己的成績說話，不是最有力、也最直接的辦法嗎？”然而也不行了。昨天還被一致公認是好戲的作品，今天通通變黑了，變糟了，變壞了。這一結論產生在要“搞”你的人的嘴中，根本就沒有自己發言的權利……自己不是共和國的公民嗎？自己剛這麼想，對方迎頭就是聲聲棒喝：“你根本不是公民！你是黑幫！你是特務！你是牛鬼蛇神！……”根本不容對話。隻有在思想中，試圖著說服自己了——為什麼自己會被挨鬥？因為她不能認為鬥自己的群眾會錯，更不能認為發動群眾鬥自己的人會錯。她在試圖這樣說服時，一是很痛苦，二是很困難。因為她發現這不是一種個別現象。就在挨鬥的人當中，有那麼多德高望重的開國元勳，也有那麼多道德文章譽滿天下的文藝泰鬥——他們究竟有什麼問題，要讓虔誠的紅衛兵小將憤怒不息？她發現，所有挨鬥的人最初無不虔誠地產生這一疑慮，同時無不通過捫心自問，希望能有一個解答。然而遺憾極了，沒一個人能夠得到自圓其說的答案……
她曆數其自己的一言一行——自己的確是聽黨的話的。當初剛回國，毛主席第一次接見，就教導自已要“活著、活著、再活著，成為人民的紅線女”。這話顯然不是隻對自己說的，一切來自舊社會、受過這樣那樣波折的人聽了，都會從中萌生出巨大的生活勇氣和工作鬥誌。
幾年後，毛主席到廣東來了，紅線女演了《昭君出塞》。戲畢接見，紅線女請毛主席給自己寫幾個字，想以之作為“座右銘”。毛答應了。半年後，毛主席又到了長沙，紅線女恰巧又在那裏演出。接見時，紅線女問主席：“您答應給我寫座右銘來著……”毛“哦”了一聲，連說“忘記了”。回到賓館立刻寫好叫人送來。紅線女打開一看，是一幅字：“橫眉冷對千夫指，俯著甘為孺子牛”，另有一行小字“錄魯迅句”，沒有上下款。
紅線女如獲至寶，一直珍藏著，除去有關的幾位領導，沒對任何人講起毛主席給自己寫座右銘的事。直到後來“文革”進行到最緊張的時候，她覺得再把這些墨跡放在自己手邊“不安全”，便主動找廣東省文化局的軍宣隊，把墨跡交給他們請其代管。據說這一墨跡立刻層層上交，交到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手裏，王又把這事報告了周總理。後來在1972年（或1973）年紅線女又見到周總理時，總理才問起“你想不想把這些寫給你的字要回去呢”？紅線女表示“當然樂意”。可總理告訴她，“主席的墨跡原件是要收藏的，但可以讓榮寶齋複製一份兒給你。”後來，紅線女拿到了複製品，果然如同真的一樣。——這些都是後話。
在延安中共“七大”黨代會門前
時間來到1974年，通過國務院辦公室的幫助，紅線女到了延安參觀。如今的這一刻，她就站到延安中共“七大”黨代會的門前！這是一座很舊的禮堂，禮堂門口懸掛著一塊匾額，上邊有毛主席親筆書寫的四個大字：“實事求是”。
紅線女癡呆呆站在那裏，一言不發。
沒有人要她來，更不是延安方麵請她來。這次延安之行，完全是她自己要來的。還是老脾氣，想到了要來，於是就來了。知道她將有此行的人雖然不無奇怪，但沒有誰攔阻她。您想，在那個特定的時刻，誰會去攔阻一個想去延安的人呢？而且當別人問她此行的目的時，她的回答則十分幹脆：“我是從香港回來的，對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不很了解。我很想——我是從心理想——了解一下黨在當年，是怎麼從延安的窯洞中走出來，走向北京，走向光明，走向人民的共和國的。”
她出口就是詩，出口就是詩歌一樣的篇章。聲音不大，卻擲地有聲。
現在，她穿越了千山萬水，終於北上到了延安。她已然遠遠看到了寶塔山，但她直奔的就是黨在“七大”的召開地。現在，臨時陪同她的人已經退去，她已然謝過了人家，她說想自己“一個人在這兒呆一會兒”。人家告辭了。結果身後好大的一塊空場上，隻有她一個人。遠處——很遠很遠的遠處，有幾個當地的孩子在玩兒，發現了她，覺得新鮮，注目了好久，見沒有動靜，於是就不再看她了。
隻聽見風在輕輕地刮，真靜。
可她腦子裏卻不靜。波濤翻卷，如同在大海上一樣。
此刻，她仰望著毛主席親筆寫就的四個大字——“實事求是”，多麼好、多麼好啊！“實事求是”，大概就是要正確認識自己，正確認識他人，正確認識外界，正確確定自己的工作策略和方法，然後正確地一步步去展開工作。毛主席寫這四個字的時候，正是中國共產黨從小到大，一步步走向勝利和繁榮的時候。就好像是一個人的二十幾歲，精力充沛、腳下有力，要想走多遠就能走多遠——隻要自己走正路，隻要自己肯用心、肯吃苦就是了！毛主席在“七大”上告誡了自己的同事和同誌們，給全黨指出了光明前途。後來的一切，就都按照1945年所預期的那樣，健康地向前發展，在該實現的時候全都實現了，在該得到的時候全都得到了。
紅線女忽然又想到了自己——當1945年這裏正在召開關乎中國命運的決策性會議的時候，自己又在哪裏呢？自己正在做些什麼呢？哦，想起來了——自己剛從內地回到香港，那裏和這裏相距是多麼遙遠！那裏的人（包括自己）和這裏的人的所做所想，又相距得多麼遙遠！不是嗎？自己一場接一場地唱粵劇，以後又一部接一部地拍電影，自己一天天地走紅！而這裏呢？則剛剛結束了最困難的時期，把進攻的國民黨軍隊打退了，南泥灣的花朵開遍了陝北和其他解放區。再讓人高興的，就是預先製定好從戰略相持轉向戰略進攻的準備工作。這使得後來的戰略轉移到來之時，一切動作都是那麼迅速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