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覺感受和理性分析告訴我們。東路人文景觀的總體特征，是由神權、皇權交彙而成的尊崇、威嚴、神秘而又富麗的風格，而尊崇意識又是其核心。在等級森嚴的舊中國，名山也被劃分成等級，以“第一”為美，泰山就是以“岱宗”、“五嶽獨尊”、“群山之祖”、“天下第一山”而名世的。在傳統景觀意識中，還往往突出山的主峰，山峰也分等級。古代山水畫論中就有“山者有主客尊卑之序”，“大山堂堂為眾山之主”、“其秀若大君赫然當陽”的認識。張振聲《泰山高》“群峰羅列，視若兒孫”的詩句，馮時可《泰山記》“其他山皆奴趨而隸伏矣”的描述，也都是為了抬高泰山主峰的地位。還有什麼“漢柏第一”、“泰山石敢當”的稱呼，天貺殿與碧霞正殿的突出高聳，泰山神、碧霞元君的赫然供奉，無不體現出對神聖權威的尊崇。
泰山景觀還鮮明地崇拜著作為神聖權威象征的“天”。下起“通天街”、“天貺殿”，中經“一天門”、“中天門”，上至“南天門”、“天街”、“天柱峰”，無不朝向著“天”，崇拜著“天”。這天又主要不是自然之“天”，而是象征著皇權、神權的威嚴、神秘的“天”。所以，當人們登上南天門，進入碧霞祠時，往往很難激發出一種置身天際的高揚、開闊、超拔、奇麗的美感，而是極易釀成一種進入皇宮式天庭的尊崇、敬畏和虛無縹緲之感。這種感受，壓抑著人的自由精神，大大削弱了遊客對泰山雄偉美的體驗。可以說，整個東路人文景觀，就是灌輸這種封建等級尊崇觀念的生動教材。在這裏，沒有自然景觀的重要地位，至多也隻是人文景觀的一種陪襯、借景。其實，登山路徑兩旁有豐富多彩的自然景觀資源，但始終未得左右延伸開發。因而，盡管東路“通天”，它也隻能是一個封閉式的景觀路線，至於岱廟、碧霞祠一類宗教建築本身，其景觀的封閉性就更加顯而易見。不僅東路，而且環山路的重要景點，也都是人文景觀並充盈著尊崇意識。泰山之陰、泰山西路及其他眾多山峰、溪澗的豐美景致，也不在設計者的藍圖之內。在這種總體設計之下，整個泰山很自然地便成為神聖偶像的化身，宏偉的自然不過是偶像的寄托和形象符號，人們已難於關注自然美本身了。
按說，高大雄偉的泰山本來可能成為崇高美感的對象。但由於古代人文景觀的幹擾，卻很難感受到真正的“崇高”（Sublime）。桑塔耶那曾指出：崇高不是“臣服了的和客觀化了的恐怖”，而是“精神為之抖擻”，“獲得超塵脫俗和自我解放的感想”［1］。蘇聯美學家列·斯托洛維奇也認為：崇高“不僅是高聳著的東西，而且首先是令人高尚的東西”，“它不壓抑，而是使他高尚，使他產生認識和掌握世界的意向，感覺到自身沉睡的創造能力並與偉大的宇宙發生關係”［2］。總之，崇高美是實踐主體充分激發人的本質力量，征服、掌握（或趨向如此）雄大客體的動蕩、衝突、嚴峻的美。泰山的人文景觀，從主導麵看，不是如此，而是“臣服化了的和和客觀化了的恐怖”，是一種敬畏的虔誠和沉靜，因而決難與泰山之雄大產生崇高美的呼應。過去登山往往叫“朝山”，對身心的愉悅，對意誌的鍛煉變成了對宗教虔誠的考驗。所以不能說“累”，否則就是對“老奶奶”（指泰山老母）不誠了。此種心態，何來“崇高”？因而，說什麼泰山景觀是把自然人化為“崇高事物的象征”，實在缺乏應有的根據。要說是象征，也隻能是“神聖偶像的象征”。李澤厚先生曾深刻指出，中國人的審美境界“缺之足夠的衝突、慘厲和崇高”，泰山人文景觀提供了一個確鑿的例證。
綜上所述。泰山景觀的總體特征，是偏重曆史功能，輕視審美功能；偏重尊崇、威嚴、神秘、富麗的人文景觀，輕視質樸、壯麗、清新、多彩的自然景觀。因此，“泰山之陽是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綜合美的典範”、“泰山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相得益彰”的評價，實在令人難以苟同。至於什麼“內容形式統一的美”、“多樣統一的美”，均是不著邊際的廉價讚美。至於說什麼“麗、幽、妙、奧、曠”或“雄、奇、險、秀、幽、曠”等等，形容自然景觀也許尚可，卻也很難以準確表述泰山景觀配置的總體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