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清朝的統治者深知，要想讓文人和士子為之效命，單憑高壓和殘暴的手段是不夠的，還必須對其進行籠絡與安撫，雙管齊下才可能達到目的。用乾隆的話來說，這叫做“恩威並用，寬嚴相濟”。為此他們也是煞費苦心、絞盡腦汁。清政府恢複了前朝開科取士的科舉製度，也滿足封建文人對仕途和功名利祿的願望。對特別卓越、富有很高聲望的才子，還特別開設了“博學鴻詞”科以示優越和延攬。康熙十八年首次舉行“博學鴻詞”科時，有的文人並未答出考卷，但由於聲望遠播，也都予以錄取。除此以外，還在“崇儒興學”“弘揚文化”的口號下號召大批文人士子編撰書籍，詮釋儒家經典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服務。康熙以來的修書風氣正是這種文化政策的產物。到乾隆帝時對思想文化領域的統治更加重視，同時也實施了更加高壓的文化政策殘害文人誌士；但是另一方麵又極力籠絡知識分子，乾隆即位不久便二次開設“博學鴻詞”科，又命令去收集散落在民間的書籍，充實內府藏書，還不斷開設書館，編撰一些政書、史書、字典、律例、軍事方略和地理誌等。乾隆年間所編纂和刊定的書籍之多，已經遠遠超過了康熙時期。盡管如此，乾隆皇帝仍然不滿足，一心希望在修書撰書方麵可以超越前人。在他看來，這樣做可以吸引、網羅更多的文人誌士，讓他們埋頭修書、無暇關注政事，還可以借此來標榜自己是真正重視文化典籍、“稽古右文”的聖明天子，並且通過官修書籍，進一步宣傳統治階級需要的思想，進而規範人們的言論和行為，維護清王朝的統治。正像他本人後來在《文淵閣記》中記載的“餘搜四庫之書，非徒博右文之名”，就像宋代哲學家張載所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事開太平，胥於是乎係。”短短幾個字便把修撰《四庫全書》的意圖和目的和盤托出了。
（二）周永年與“儒藏說”
除了統治階級的需要，《四庫全書》的編撰還和當時的社會氛圍和學術風氣的變化密切相關。
清朝初年，人民剛剛經曆了明清之際的重大變革，對許多社會問題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和了解。著名學者顧炎武、王夫之等人，總結明朝滅亡的教訓，痛斥宋明理學脫離實際、誤國害民，他們主張“經世致用”和“博學實證”，即倡導學以致用，為了更好地治理國家而讀書，讀書的時候要專心認真，要多讀書，並且能夠真正理解書中的內容及其真意。這種批判和求實的精神給學術界帶來了百家爭鳴、生動活潑的局麵。
但是隨著清朝專製製度的加強，文人麵對如此緊張的局麵已經是提心吊膽，於是他們不敢再議論國事；加之曆史也很難撰寫，稍不留神就可能觸犯禁忌，惹來殺身之禍。“避席未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龔自珍的詩句真實地道出了當時人們的恐懼心理。由於文化上的高壓政策，不少有學識的文人將精力投入到曆代古籍的整理當中，對幾千年來極其豐富的文化遺產，尤其是代表儒家思想的經典書籍，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考訂、校勘、訓釋，逐漸形成了一代學風。
這種學風的顯著特點是：以考據為主要治學內容，學者終日埋頭於古籍裏下工夫，尋詞摘句解釋疑點和難點，主要是總結前人提出的理論，很少有自己的觀點和意見。由於他們在研究中采用的是漢代儒家弟子治學的方法，與宋明理學有所不同，因此被稱為“漢學”。漢學家繼承了清初顧炎武等人的“博學實證”，摒棄了他們一再強調的“經世致用”這個根本目的。雖然在整理我國古典文化遺產方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卻細碎繁瑣，嚴重脫離實際。
由於漢學遵循回避現實、埋頭於古籍考訂的原則，又沒有背離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思想，還能成為宋明理學的補充，因而得到乾隆帝的鼓勵和扶植。一些大臣也大加倡導，乾隆中葉以後，考據之風盛極一時。學術風氣的改變，導致產生了新的讀書要求，為了考證學術的源流和征引材料的出處，必須閱讀大量內容完整的原著古籍，而過去的那種分門別類摘錄編撰而成的類書已經不再適合學術的要求。還有大量的書籍由於年代久遠、保存不當，已經大量地消亡，此時開始出現一些抄錄古書籍的學者，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中有個叫周永年的山東學者，他寫了《儒藏說》，大力宣揚征集儒家經典著作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他指出：“天下之物，未有私之可以常據，公之而不能長存久者。”他指出，要想讓古籍得以完整地保存，應當學習佛道兩家築閣藏經的辦法，建立“儒藏”，把天下書籍征收到一起藏入學宮、書院、古刹，以便妥善保管，還可以隨時修補，這樣既可以供學者研讀，又可以防止其損毀，有利於流傳千古。他本人還親自和好友在家鄉建立“貸書院”，也就是今天的圖書館。他把搜藏和多方購買的十萬餘卷書籍藏入其中，鼓勵好學之士前來閱讀和觀賞，此舉受到當時人們的讚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