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形式的發展，大規模的收集、整理、貯藏古籍的任務已經成為一種潮流。所以周永年的“儒藏說”已經成為修撰《四庫全書》的先聲。後世學者多將《四庫全書》的首倡之功歸於周永年，是有其道理的。乾隆帝作為漢學的扶持者，亦想借此標榜自己的“文治之功”，因此便以積極的心態，因勢利導，下詔廣征天下遺書，準備在此基礎上編撰一部曠古未有的大型叢書。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乾隆帝向全國發布詔令，命令各省官員廣泛收集前朝有影響的書籍和本朝的著作。詔令說：“今內府藏書，插架不為不富。然古今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時采集，彙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鑜所屬，加意購訪，庶幾副在右渠，用儲以覽。”由此，揭開了收集古書籍的序幕。不過此時朝廷的詔令隻注重對古書的收集，對編撰整部大型的百科大叢書尚沒有明確的設想。從安徽學政朱筠上書乾隆帝以後，才真正掀起了全國規模的對書籍的編撰整理和校訂工作。
朱筠是乾隆年間安徽省的學政，他是順天府大興縣人，精通經學，才學出眾，曾先後擔任過翰林院編修、鄉試主考官、會試同考官等文化官職。他很早就很器重提出《儒藏說》的周永年，到了安徽後，與當地的漢學大家過從甚密，又鼓勵當地的文人士子致力於古學。因此，催促訪書的詔令一下，朱筠就立即響應。每到一州一縣，他總要不遺餘力地仔細搜尋，沒過多久，他就采集到各類著作十七八種。乾隆三十七年年底，他把自己所收集的書籍的名單上報，一麵將自己對收集古書的一些設想寫成奏折呈給皇帝，希望能夠被采納，進而得到推廣。
朱筠的建議主要包括四點：一、注意收集罕見的舊刊刻本和抄本。二、充分利用皇家藏書。一方麵公布皇家的藏書目錄以便地方官員收集其所欠缺的書目；另一方麵派人從內廷收藏的《永樂大典》中，輯錄已經亡佚的古籍，讓人們看到更多的古書原本。三、著錄與校勘並重。四、除書籍外，對金石碑刻的文字和圖譜也要留心收集，以補文獻資料的不足。朱筠的上述建議，尤其是第二、三兩項提出了保存與整理古籍的重要措施，很有學術價值。
清朝皇室的藏書是非常豐富的，僅藏書庫就有皇家宬、昭仁殿、景陽宮等十餘處，藏有許多真本秘籍。朱筠所說的《永樂大典》修成於明朝永樂六年，後人譽為“我國古代最大的百科全書”。它廣泛摘錄了曆代圖書“上自古初，迄於當世”，經史子集、釋藏道經、天文地誌、醫藥戲劇、工技農藝，無所不包。更難得的是當年修書時嚴格規定，對所輯錄各書不可任意刪改，必須按照原書整編或整段收入，因此比較完整地保存了很多佚文秘典。大典修成後，共抄副本兩部。明末動亂中正版遺失，隻剩一部殘存的副本在內廷。雖然如此，書中仍然保留了許多清初已無法看到的古書。對這樣一部珍貴的類書進行輯佚和著錄是非常有意義的，而且與校勘相結合的著錄工作既是古典目錄學的核心內容，本身又是學術研究的組成部分。大量的文化典籍一經著錄，便有了類別和次序，顯得一目了然。同時對圖書內容、篇章、作者、真偽等予以考證，有利於恢複和保存古籍的原貌，也推動了對學術淵源演變的探討。
乾隆帝對朱筠的奏折十分重視，命朝中大臣認真討論，各抒己見，製定具體的政策。誰知大臣們的看法很不一致。大學士、軍機大臣劉統勳不以為然，他認為上書之事並非政要，不過是徒增滋擾，主張不議；另一位大學士於敏中卻大加讚賞和支持。由此發生了一場爭論。在於敏中等人的力爭之下，修書派終於占了上風。乾隆三十八年在大臣們的回奏中，首先肯定了朱筠的建議，接著商討選派翰林官員，開館校勘《永樂大典》的有關事宜，並呈請批準。乾隆帝很快批準了這個方案，並要求他們將各省采進的書籍與佚出的書籍一並編入。將來成書就定名為《四庫全書》。不久，四庫書館在翰林院內宣告成立，修書的工作正式開始。朱筠作為四庫館臣之一，參加了具體的編撰校訂工作。